就打，該抄家就抄家。四川幹部就指責人家野蠻。

    到了重慶城裡。又反過來了。四川幹部就像在省內對待民營企業家一樣的對待那些民國民族資本家。各種捧，各種誇。不分好歹的一味優待，還歡迎他們投資。延安幹部看不下去了，你們給資本家捧臭腳，還是不是我黨的幹部了？

    活脫脫的資本家走狗嘛！四川幹部的為人處世也讓人看不慣。不管見誰，上來就散煙。喜歡扎堆吃吃喝喝。不注意浪費糧食的問題。嫌棄別人髒，到了老百姓那裡，坐不下去，站不住！他們自己覺得是在講衛生，但是別人看來就是架子太大。

    主席你看，農村工作和城市工作都沒搞好。我首先要向中央檢討。之前太過想當然了。總是以為歷史上有過的拿來用就好。這是經驗主義錯誤！”

    “安芳同志，不要這個樣子。這才剛開始，也沒有嚴重後果。我們還有改正的機會嘛！總結教訓。完善政策就行了。不要扣帽子，打板子！現在還沒有去四川，我想單獨聽聽你對於國家經濟政策的想法。具體執行，我們去四川把陳雲同志他們找來再一起商量。

    “好的，主席。那我就談談我的認識。都是基於已經給您看過的資料來說。首先，我們歷史上的經濟政策要分時段的來看，不能一刀切。不是說主席一定就是純的社會主義政策。其他人的都是資本主義政策。這樣的看法是不對的。我黨歷史上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團結大多數人，執行的是減租減息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保護地主階級的利益，照顧貧農的生存。這在抗日時期是正確的。

    後來解放戰爭時期，為了和國民黨爭取最廣大的農民支援，以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就打倒地主，分了田地。實行土改。但是這種土改相對而言，還是溫和的。也不是一刀切的都把地主殺掉。後來進了城，有了城市經濟元素。

    我們就總結，實行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這是一種舊時代到社會主義政策的過渡性政策，在建國初期，是有利的，進步的。因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要打倒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抓住了主要矛盾。允許多元化經營形態同時存在。國營經濟來源於沒收的官僚壟斷資本，他是國家的中流砥柱，掌控國計民生。

    然後是個體手工業者，農業合作社，還有民族資本，也就是私營企業在法律允許的範圍記憶體在發展。這些不同的經濟形態同時存在。對於建國後的國民經濟復甦，保障人民的生活是有積極意義的，也是必須的。

    後來實行純國營經濟，消除私營經濟實屬無奈之舉。必須要看到當時的國家整體狀態。是要保生存的危險境地。中蘇交惡，美國入侵越南，我國的整體外部環境極其惡劣。為了生存，我們啟動了大三線建設，以儲存一點點可憐的工業火種。但是這種行為給國家財政帶來了巨大的負擔。

    同時這種行為只能是國家行為，不可能私人資本去做。為了這樣的政策。我們被迫實行城鄉二元化。可以說全體國民都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才保住了國家的一點元氣。脫離歷史背景看待問題，都會得出不準確的結論。”

    “那後面呢？後面四十年，你怎麼看？”

    “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我們被東西方同時封鎖，敵對！到八十年代初，我們還在延續幾乎是二戰時期的工業狀態，國外已經發展到亞洲四小龍崛起了。差距實在太大。隨著我們與美蘇雙方的關係緩和，國門開啟。

    發現一夜之間世界變得誰都不認識了！原來的師傅蘇聯也已經老態龍鍾。只能向西方學習，重新啟動工業化之路。當時相對於西方而已言，我們就是一窮二白。當年蘇聯援建的東西，確實多，也夠全面。但是歷史資料裡沒有說的關鍵問題是，蘇聯是防了我們一手的。

    蘇聯援建專案，給的圖紙，沒有原理來源圖紙，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執行標準是1947年的保準，引進即落後。蘇聯自己也有問題，就是他從來都不是一個超一流的工業強國。”

    “提到蘇聯了，安芳同志也說說蘇聯”

    “好的。主席，蘇聯的工業化其實也是美國老師教的。美國老師也只教了一部分。而斯大林同志的直接工業化，就是直接剝奪農業資產來給工業提供資金。一方面極大的傷害了農業農民，另一面也讓工業化之路走的不夠踏實。重工業，軍工業得到大發展。最多的時候，蘇聯軍工產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民生相關的輕工業基本放棄。

    導致蘇聯的對外貿易也是非常不健康的，除了軍火，就是能源出口。軍火要考慮政治問題。能源出口極容易被人卡脖子。人民生活水平，也長期處於非常低下的狀態。巔峰時期，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只有同時期美國的零頭。

    做加上其他的諸如腐敗，階層固化，老人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蘇聯晚期已經在國內形成了龐大的軍工複合體與官僚資本群體。主席，蘇聯不是解體的！蘇聯是被官僚資本，買辦階級，西方資本共同分食了。這些群體從蘇聯的肉體上攫取了最大的好處，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