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朝散后，王安石没有回都察院，而是一个人在宫门外的甬道上站了很久。

    四月的阳光已经有些灼人，照在青石板上晃得人眼晕。

    他望着远处层层叠叠的宫阙，忽然觉得那些琉璃瓦在阳光下很亮。

    亮得有些刺眼，和他刚来这个世界时第一眼看到的宫墙不太一样。

    那时他觉得这宫墙太高太厚，压得人喘不过气。

    现在他依然觉得它很高很厚，但他不再喘不过气了。

    因为他知道，这堵墙不是用来压他的，是用来磨他的。

    他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回到都察院经历司值房后，他将案头的弹劾副本、庭审记录和各方传来的情报一一归档。

    然后铺开一张空白宣纸，提笔醮墨，开始写一份新的文书。

    这份文书的落款不是经历司经历，也不是都察院，而是一个已经在朝堂上消失了很久的名字。

    “新法”。

    消息传到翰林院时，苏轼正伏在案前写一份关于润州官船案的文书。

    听到姚广孝说王安石下值后哪都没去，就待在值房里写东西。

    写了一张又一张，地上全是废纸团，苏轼放下笔挑起了眉：“这不象他，他平时写奏章从来不打草稿，一气呵成。”

    姚广孝端着一盏凉茶，神色淡然地说他大概不是在写奏章，而是在写别的东西，随他去吧。

    苏轼看了他好一会儿，忽然问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道衍师兄，你说介甫会不会是在，悟道？”

    苏轼自己就是直接从三品跨入六品，然后又明悟己心，踏入七品之境的过来人。

    他当然知道文修破境的关键从来不在于浩然正气的积累，而在于心境的突破。

    他自己是在放下对前世的执念、握住曹婉宁的手那一刻突破的。

    而介甫呢？

    介甫的执念是什么，他们都知道，但他从没跟任何人说过。

    有些事，别人帮不了，只能靠他自己想通。

    与此同时，四皇子府的报复也来得更加猛烈。

    钱御史弹劾王安石“挟私构陷”的折子被驳回后没几天。

    吏部考功司的孙郎中便放出风声，说王安石在都察院“越权行事、沽名钓誉”，建议暂停他的升迁考核。

    更有甚者在京城街头巷尾散布流言，说王安石在王家庄教书时“坦护刁民、凌辱乡绅”，是“挟秀才功名以武犯禁”。

    这些流言传得有鼻子有眼，连王家庄那个被占了田的佃农都被翻了出来。

    说他是王安石的远房亲戚，王安石替他出头是“徇私枉法”。

    裴度把这些流言一一挡了回去。

    他在都察院当众说了一句话：“王经历是本官的学生，本官信他。”

    就这么一句话，让都察院上下的议论声戛然而止。

    但裴度也知道，流言这种东西就象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只能等它自己蒸发。

    他在值房里对王安石说：“有些人已经开始狗急跳墙了，不要分心。”

    然而值房外面那些流言蜚语，王安石却觉得象是在听别人的故事。

    他把自己关在经历司的值房里，案上摊着两份文书。

    一份是四皇子派弹劾他的折子。

    一份是他自己起草的弹劾奏章。

    两份文书摆在一起，象一面镜子，照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自己。

    弹劾他的折子里写他“挟私构陷、越权行事”。

    他自己写的奏章里条分缕析、证据确凿。

    同样是在都察院做御史，为什么有人用御史之权党同伐异，有人用御史之权匡扶正义？

    说到底，是每个人心里那把尺子不一样。

    他心里忽然闪过前世的一段旧事。

    那是熙宁变法的第三年，青苗法刚刚推行。

    司马光连上三道奏章弹劾他，说他“刚愎自用，离间君臣”。

    他当时在朝堂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反驳司马光，说青苗法是国家大计，不容阻挠。

    司马光问他：“你变法是为什么？”

    他说：“为天下。”

    司马光又问：“天下是谁？”

    他没有回答，因为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天下的主体是人，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变法的目的是让天下变得更好，所以他制定法律、推行新法。

    这就是“法”。

    但他忽略了执行新法的人会贪污、会曲解、会利用新法盘剥百姓。

    忽略了反对新法的人不是反对变法本身，而是反对他王安石这个人。

    他以为只要新法足够完善，就能无往不利。

    但他错了。

    错在他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