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药材。陆远跟在后面，手里攥着一把小铲子，每认一味就在随身的册子上记一笔。回到医馆时已经是傍晚了，三个人都沾了一身的草木灰和尘土，但谁也没有抱怨，只是各自去井边打水洗了手脸，然后坐下来歇脚喝茶。

    十月初的一个早晨，沈砚正在诊堂里给一位老妇人看眼睛时，听见巷口传来一阵喧哗。片刻后一个穿着水手短衣的年轻人跑了进来，面色急切：“大夫！码头那边有人晕倒了！我们刚卸完货，有个伙计从船上下来忽然就倒了，浑身滚烫，我们抬着他从码头一路跑过来的！“沈砚放下手里的工具跟着他出了门。那个晕倒的伙计被人放在医馆门口的台阶上，面颊通红，额头滚烫，整个人像一块烧红的炭。他的左腿裤管被卷到了膝盖以上，露出小腿上一片深紫色的淤斑，边缘已经渗出了暗色的血丝，皮肤胀得绷紧发亮，随时可能裂开。

    沈砚蹲下身在台阶上给他诊了脉，脉数而促，浮取滑数、沉取涩滞。灵瞳开启时他看见那团暗褐色的气息和几个月前那位老者的症状几乎一模一样。他立刻回到诊堂取针，先在那片深紫色淤斑的最高点处扎了一针，放出暗褐色的液体。然后在他小腿周围的几处穴位各下一针，以围针法阻断暗褐色气息的上行路径。做完这些他的面色才略微缓了缓，滚烫的额头也降了几分。

    “你们船上其他人都还好吗？“沈砚问。那水手摇摇头又点点头：“有几个脸色不好的，但没他这么严重。他是上岸前负责搬货的，在水里泡了大半天。“

    沈砚开了一副和之前给老者用过的方子，做了相应的加减，交代煎服方法。那水手千恩万谢地把同伴扶走了。沈砚站在门口看着他扶着那个伙计沿着巷子走远，心里觉得随着船队越走越远，这样的病例只会越来越多。

    十月下旬的一个午后，一位穿着靛蓝色绸袍的中年文士走进了济世堂。他坐在诊案前，开口时声音带着一种长期伏案工作后的沙哑和疲惫：“先生，我姓蒋，在翰林院任职。近来总觉得头晕目眩，尤其到了下午，看不清字，看东西有重影。吃了两副清肝明目的药，没什么效果。“沈砚替他诊了脉，脉弦细而涩，左关独大，舌边尖红，确实是肝阳上亢的典型征象。又问了问他的生活习惯，蒋姓文士说自己入秋以来日日编修一部大书，每日伏案七八个时辰。

    沈砚开了方子，以平肝潜阳为主，配上滋阴养血的药。又额外叮嘱了他几句：“编书虽然要紧，但眼睛和身体是编书的底子。每日午时和申时各起身活动一刻钟，向远处看几眼，让眼睛歇一歇。“蒋文士接了方子连声道谢：“在下记住了。“

    这位蒋文士走后，沈砚又想起郑院判九月时提过的那句话——“朝廷正在编修一部大书“。沈砚没有再深想。

    十一月初，北京城落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不大，细碎地飘了半个上午就停了。沈砚站在诊堂门口看着屋檐上挂起的第一批冰凌，在初冬的日光中晶莹剔透地垂挂着。陆远从灶间探出头来：“先生，粥煮好了！“沈砚应了一声转身回屋。

    十一月中旬，沈砚收到了郑院判托人转交的一封信。信中附了一份新的《海西验方录》增补本，里面补充了他在今年夏天新遇到的那几例海西病例的处置方法。他在信末写道：“先生所录诸法，已在太医院内部传阅，诸医官皆以为精当。下西洋船队出发前已将增补本分发各船。先生之功，远及万里之外。“沈砚把增补本看了一遍，收进药柜里和旧版放在一起。

    十二月，北京城真正进入了寒冬。北风从蒙古高原上毫无遮拦地刮下来，把街面上的行人都吹得缩着脖子快步走。槐树巷的槐树叶子已经落尽了，光秃的枝丫在北风中呜呜作响。沈砚把诊堂的窗缝重新塞了一遍，黄甫在灶间堆了好几捆备用的干柴，陆远每天负责早晚各烧一次炉子。

    永乐六年正月初一，沈砚推开医馆的门时，看见外面是一个灰白色的阴天。没有雪，没有风，但空气冷得出奇，呼出的气立刻凝成一团白雾。他站在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新年的空气，转身回屋把春联贴好。上联是“海西风物归来早“，下联“北地杏林入岁深“，横批“济世无疆“。

    正月初三这天午后，沈砚正在灶间烤火翻书时，听见诊堂门被推开了，一阵冷风裹着雪花卷了进来。他放下书走到前堂，看见一个身材瘦高的中年人站在诊案旁边。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袍，背着一只半旧的布包袱，靴子上沾满了雪水和泥浆。那人听见脚步声转过身来，露出一张清瘦的、风尘仆仆的面孔，在午后的黯淡光线中冲沈砚微微拱了拱手：“请问是沈先生吗？在下从江西来，姓刘，字明远。是赵崇真让我来的。“

    沈砚把他让进诊堂坐下，又倒了一碗热姜茶递过去。刘明远捧着茶碗暖了好一会儿手，冻僵的脸上才慢慢恢复了血色。他放下茶碗，把背上的布包袱解下来放在桌上，解开包袱皮露出里面几包用油纸裹着的茶叶和一封信：“赵道长让我带给您的。他说山茶新焙，给先生尝尝鲜。他近来身子有些不爽利，入冬之后一直咳嗽，不过他让我不要跟您说，说先生北京事忙，不必挂念。“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