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浦總部那棟玻璃幕牆大樓裡，電子元件事業部的法務總監範德貝克正在看一份從香港轉過來的簡報。

    簡報夾在其他幾十份例行檔案裡，毫不起眼，只在最後一頁的角落裡提了一句：“中國市場出現新型解碼方案，據稱可相容3微米CMOS工藝，來源待查。”

    範德貝克的目光在這行字上停了兩秒。

    以飛利浦在全球專利佈局的密度，這種新型方案要麼是避開了他們的專利牆，這幾乎不可能，他們的專利律師團把PAL解碼領域圍得像鐵桶一樣，要麼就是一個粗糙的仿製品，根本沒考慮過專利問題。

    他把簡報翻了過去，隨手批了一行字：請香港辦事處繼續關注，如有必要可發律師函！

    然後他拿起咖啡杯，把這件事從腦子裡清了出去。

    在他看來，一個連0.8微米工藝都搞不定的國家，不太可能在解碼晶片上翻出什麼像樣的浪花。

    範德貝克不知道的是，他隨手批的這行字，三個月後就會變成一封加急電報拍到他桌上。

    而到那時候，從東莞到泉州，從中山到汕頭，至少有七條生產線已經用上了姓陸的方案，第一批國產解碼晶片正從晶圓廠的超淨間裡源源不斷地流出來。

    當然，那是後話了。

    此刻的陸沉還不知道大洋彼岸有一個叫範德貝克的人正在喝咖啡，他正盯著稿紙上一行剛寫下的公式，右手拿起搪瓷茶缸——空了。

    今天南北方所有廠子的需求在他大腦裡自動匯聚成了密密麻麻的資料節點，而這些節點之間，出現了一個明顯的空白地帶。

    通訊。

    電視機、收音機、錄音機，這些是消費電子。

    但它們背後的基礎能力，訊號傳輸、頻譜利用、編碼調變。

    往上走半步，就是通訊基礎設施的範疇。

    今天陳老闆的機械開關也好，蔡老闆的流水線也好，說到底都是在做終端產品。

    而真正卡住整個國家資訊產業脖子的那雙手，不在終端上，在上游。

    他落在稿紙上的那行字，和任何具體產品都沒有關係，而是一行純理論的推導標題——

    《關於新一代數字訊號編碼調變體系的理論框架》。

    這行字安安靜靜地躺在稿紙最頂端，像一個剛剛埋進土裡的種子。

    與此同時，錢老辦公桌的檯燈也亮著。

    老人還沒有休息。

    他面前攤著幾份檔案，其中一份是秘書今天下午剛送來的，薄薄兩頁紙，標題是《關於近日南方多家企業赴京尋求技術合作的情況簡報》。

    簡報裡提到，從三月中旬開始，已有多家鄉鎮企業通過正規渠道向國家繳納了技術轉讓費，並獲得了相關技術授權，初步估算可為這些企業節省外匯支出合計超過三百萬美元。

    三百萬美元，在今天看來不算什麼。

    但在1992年，這個數字夠買下整個東莞電子廠三年的進口晶片配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