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在……你們是？”

    “中科院數學所的。”

    顧小北放下剪刀站起來，對著實驗室裡面喊了一聲：“陸沉！有人找！”

    陸沉出來的時候手上還沾著松香，工裝袖子上焊錫燒的洞又多了一個。

    鄭組長看了他一眼，沒寒暄，從公文包裡掏出一沓紙：“這是你那個歸約方程的另一種推導路徑，我們三個人各自獨立推了一遍，結論一致，我們現在想把你的工作納入非線性偏微分方程的年度進展報告，需要你同意。”

    陸沉接過那沓紙翻了翻，發現三位老先生不僅各自推了一遍，還在推的過程中順手最佳化了兩處邊界條件處理。

    他翻完，把紙還給鄭組長，說了一句讓三個老頭都愣了一下的回覆：“第三頁第五行的假設可以再放寬，我的版本在附錄裡有更一般的形式。”

    鄭組長沉默了三秒，轉頭對旁邊的人說：“記下來，附錄。”

    國際上的反應比國內慢了半拍，但動靜更大。

    最先動的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一位早年從莫斯科移居美國的俄裔數學物理教授，在看到《中國科學》的預印本之後，給孫教授寫了一封英文郵件。

    郵件很短，但附件很長，是他把自己1985年發表在《物理評論快報》上的一篇論文重新標註了一遍，用紅筆在論文的某個段落旁邊注了一行字：“我的結論需要修正，見陸沉方程。”

    這行字被他的博士生拍了照片，傳真給了同在普林斯頓的幾個同事。

    其中一個同事又傳真給了MIT的一位教授。

    MIT那位教授正在開會，接到傳真之後當著全組人的面把傳真紙舉起來，說了一句：“謝苗諾夫方程閉了，在中國閉的。”

    會議桌上安靜了大概五秒鐘。

    最年輕的那個博士後蹦出一個字：“Da。”

    這件事隨後在《自然》雜誌的一則簡訊中被順帶提及。

    那期雜誌的封面故事是哈勃望遠鏡拍到的彗星撞木星照片，全世界的科學家都在盯著那個巨大的火球。

    但在刊物後半部分的學術簡報欄目裡，一段不到一百個英文單詞的短訊提到：一個沉寂近二十年的數學物理難題。

    謝苗諾夫方程，已被中國數學家證實閉合。

    短訊沒有提陸沉的名字，但孫教授和陳淮他們不介意。

    他們知道這只是一個開始。

    學術界的資訊傳播有它自己的節奏：先是預印本，再是同行評議，再是正式引用，一步一步來，每一步都會把名字往上推一層。

    在國內學術界經歷了一陣喧囂之後，一個誰都沒想到的反應悄然而至。

    孫教授收到了一封信。

    信封上蓋著莫斯科的郵戳，寄件地址是莫斯科大學物理系。

    收件人寫的是“孫教授轉陸沉先生”。

    孫教授拆信的時候手在發抖。

    他認出了落款。

    謝苗諾夫的女兒。

    信是用俄文寫的，字型很秀氣，每一個字母都帶著一種小心翼翼的鄭重。

    孫教授把信翻譯給陸沉聽的時候，辦公室裡沒有別的人，只有他們兩個。

    “尊敬的陸沉先生：我的父親格里高利·謝苗諾夫於1976年去世，他去世的時候我只有十二歲，關於他的工作，我的記憶很少，只知道他一直在算一個算不完的東西，他去世之後，他的辦公室裡堆滿了演算紙，每一張紙上都是同一個公式，翻來覆去地寫，每一遍都停在同一個地方，我的母親捨不得扔那些紙，把它們裝在一個皮箱裡，放在床底下，放了快二十年。”

    “上週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的一位教授來我們家，告訴我的母親，那個被我父親寫了無數遍的公式，被一個十六歲的中國人解開了，我的母親哭了很久。”

    “她讓我寫這封信，她說，謝謝您，不是謝謝您解決了那個方程，是謝謝您讓我知道，格里高利·謝苗諾夫沒有白算一輩子。”

    “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回報的，隨信附上我父親留下的最後一頁手稿的影印件，那頁手稿的最後一行，他沒有寫完，如果有一天您願意的話，也許您可以在那一行後面，把剩下的補上——葉卡捷琳娜·謝苗諾娃，1994年4月，莫斯科。”

    孫教授把信翻譯後用傳真寄給陸沉。

    ——

    第二天，中科院領導親自把電話打到了孫教授的辦公室。

    那領導姓嚴，是國內偏微分方程領域的頭號權威，跟孫教授是同門師兄弟，兩人在電話裡說了大概二十分鐘。

    掛電話之前，嚴委員說了一句話，孫教授後來轉述給季總工的時候，季總工手裡的搪瓷缸子差點掉地上。

    嚴委員說的是：“如果驗證通過，明年的國家自然科學獎，我親自給他提名。”

    季總工當天晚上就衝到了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