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住了，诸位野爹，许狗子今天出去见女书友，回来晚了，时间不够了，明天一起补完这两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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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远舟第一次见到那盏灯，是在奶奶去世后的第三天。

    老宅在浙江西部的深山里，四面竹林环绕，风一吹就像有无数人在窃窃私语。奶奶生前执意不肯搬去城里，说老宅底下埋着陈家的根，根断了，人就飘了。远舟当时不理解这话，现在也不理解，但他记得奶奶说这话时，浑浊的眼睛直直盯着堂屋正中的地面，好像在看的不是水泥地，而是很深很深的地方。

    奶奶走得很突然，却也安详。九十三岁，晚饭时喝了一碗粥，吃了半块腐乳，跟保姆说了句“今天月亮真好”，就在藤椅上闭上了眼睛。嘴角还带着一点笑。

    葬礼按照村里的规矩办，远舟的父亲陈建国做主，简简单单。村里来的老人不多，毕竟能记得奶奶年轻时候的人，也走得差不多了。远舟从上海赶回来，在灵堂前守了三天三夜，烧纸钱烧得手指发黄，烟熏得眼睛发红。他是陈家这一辈唯一的男丁，按规矩，他得守。

    第三天晚上，宾客散尽，父亲和母亲在后院收拾东西。远舟一个人跪在堂屋的蒲团上，面前的遗像还是奶奶四十多岁拍的那张，梳着齐耳短发，眼神明亮锐利，嘴角微微上扬，下巴微微抬起，像是随时要站起来对谁发号施令。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忽然觉得照片里的奶奶和记忆里的奶奶有些对不上。记忆里的奶奶慈眉善目，脸上永远带着核桃皮一样的皱纹，说话慢吞吞的，声音沙哑，像老旧的收音机。而照片里的这个女人，分明是一个脾气很硬、骨头很硬、眼睛里藏着火的人。

    远舟甩甩头，觉得是自己太累了。三天没怎么合眼，脑子有点糊涂。

    他去院子里透了透气，山里天黑得早，才八点钟四周就已经漆黑一片，只有远处山腰上零星几点灯光，像是鬼火一样在竹林的缝隙里明灭。夜风带着竹叶的清香，也带着深秋的凉意，他裹紧了外套，正准备回屋，余光忽然扫到堂屋的方向有一团光。

    很柔很柔的光，不是灯光那种刺目的白，也不是蜡烛那种摇曳的黄，而是一种温润的、沉静的、像老玉一样的光。微微泛青，又透着一层暖意，像是冬天的月亮融化了，变成一滩水，静静地铺在地面上。

    远舟愣了一下。堂屋的灯早就关了，灵前的蜡烛在傍晚时就燃尽了，他没点新的，因为他觉得蜡烛的味道太重，呛得人头疼。那这光是从哪里来的？

    他走回堂屋，光还在。不是从外面射进来的，不是从屋顶漏下来的，就是从地上长出来的——确切地说，是从堂屋正中那块水泥地面上冒出来的。像是有一个人站在很深很深的地下，举着一盏灯，光线穿透泥土、穿透石头、穿透水泥地，柔软地、无声地、固执地照亮了这间老宅的堂屋。

    远舟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是困惑。他甚至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片发光的地面。水泥地是凉的，粗糙的，和别处没有任何区别，但光线确实是从这里透出来的。他的手放在光里，皮肤被映出一种很奇怪的青白色，像是死人的手。

    这个念头让他猛地缩回了手。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声音。

    很低很低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说话。不是从老宅外面传来的，是从地下传来的。远舟把耳朵贴在地面上，那个声音变得稍微清晰了一些——像是很多人在唱歌，又像是在念经，旋律古老而古怪，用的不是他听得懂的任何一个词。那旋律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像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无穷无尽地循环着。

    远舟趴在地上听了不知道多久，直到他父亲陈建国从后院走回来，看见他四仰八叉地趴在堂屋正中间，脸贴着水泥地，吓得把手里的搪瓷盆都摔了。

    “你干什么呢？”

    远舟抬起头，光已经消失了，声音也消失了。堂屋又恢复了那种深沉的、属于深夜山村的黑暗。蜡烛已经被风吹灭，灵前的香也燃尽了，只剩下一缕若有若无的青烟。他张了张嘴，想说刚才看到了光，想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但看到父亲脸上那种疲惫而困惑的表情，忽然觉得说这些没什么意义。他说：“没事，我太困了，趴地上凉快一会儿。”

    陈建国骂了一句“神经病”，弯腰捡起搪瓷盆，去了厨房。

    远舟从地上爬起来，膝盖跪得生疼，裤子上沾了一层灰。他站在堂屋正中，低头看着那片平平无奇的水泥地，心跳得很快，快到他能听见血液在耳朵里哗哗地流。他想到了奶奶的话——根断了，人就飘了。想到了奶奶坐在藤椅上，对着地面看了很久很久。

    奶奶不是在看地面。奶奶是在看地底下。

    第二天，远舟没有走。他原本的计划是葬礼结束后就回上海，公司只批了五天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