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了，赔了六万，分两次，当月三万、下月三万。换回一句“以后有事找我“。

    那时候他算得很清：赔了这六万，他这几个月的活就白干；可车是别人的，他不过是动过手，钱赔出去，这口锅就算认下了。

    现在他把那块钢板拿在手里翻了一遍。钢板不重，边缘磨得发亮，裂口细得像一根头发。

    他看照片。看到第三张的时候他停住了——右下角有一个男人的半截袖子。

    他不知道那是谁。可那截袖子在那张照片里是一直存在的。

    照片是他拍的。车是他剖的。钢板是他带回来的。这场事里，他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在现场、而且留下了自己的东西的人。

    他把钢板和照片重新包好，绳子照样系成原来的样子，放回工具箱最底层，压在那本旧笔记本下面。

    第二天上午他去银行，本来是想把卡上的钱归拢一下。

    自助机前面排了两个人。轮到他，他把卡插进去，顺手打了一份流水。

    单子吐出来的时候有点长。他站在那儿，从头看到尾。

    一串数字，像排队一样排下来：进账三万五、两万八、一万二、四万七、八千六……出账是水费、电费、房租、几笔转出去的钱。

    这两年多他存进卡里的钱，一笔一笔都在这张纸上。

    跑车收的现金、认锅赔出去的那六万，都不在。

    他一直以为这些东西是散在别人账上、散在现金里、散在他自己的记忆里的。这张纸告诉他：它们全都在一家银行的服务器上排列着，谁都能看出每一笔进出。

    他把流水单折起来，塞进外套内袋。

    出银行的时候，他给陈嘉荞打了个电话。

    那头很吵，有风铃响，像有人在推门。

    “喂——你今天怎么想起我了？“

    “店里忙吗。“

    “忙。新到一批耳环，两个姑娘挑了半个钟头还没挑定。“她笑，“你什么时候过来？上次说过来，也没来。“

    “过两天。“

    “过两天。“她学他的口气，“你这句话说了半年了。“

    梁博没接。

    “我爸爸前几天还问起你。“她忽然说，“他说最近内地那边风声紧，让我别乱跑。你说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梁博的手紧了一下。

    “他还说什么。“

    “没说什么呀。“那头有人在叫她，“你哪天来，我留那个靠窗的位子。“

    “好。“

    挂了电话，他在台阶上又站了一会儿。

    那位老人家不上网、不跑场、不管这些事，却在这个月里说出了“内地风声紧“。也就是说，风声已经大到连香港那边做生意的老人都听见了；而他还在算那一票的价钱、算哪天跑、算什么时间抽身。

    回车间的时候，他特意绕了一段路，从南泰路那边过。

    那家卖肠粉的铺子中午没歇，白汽从玻璃门里往外冒。门口支着一张塑料桌，两个工人蹲在那儿吃粉，一边吃一边说笑。

    他隔着马路看了两秒，就走了。

    那天下午，他把车开到城郊一条没人的路上，试了半个钟头。

    车况很好。油门干净，转向准，轮胎还有六成。

    他把车靠边停下，坐在车里想一件事：如果现在就走——把车处理掉、把钱转走、人不露面——他去哪儿？

    回老家？父亲还在吃药，母亲的血压一年比一年高，镇上谁都认得他。

    去香港？签注两次合计只能待十四天，来回跑一趟掉一层皮，现在风声那么紧肯定很难办商务签注的，不可能长呆在香港。

    出国？他连护照都没有。

    他算得很清楚，那几分钟里算得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他没有一条真正的退路。所谓“走“，只是把麻烦从广州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带着它过日子。

    天快黑的时候，手机响了一下。

    财叔那边的人发来的，几个字：老板问你，那件事想好了没有。

    那件事是八月里在茶室谈的那一件：到年底，有一台车，要做得方便一点。车归他改，人不用碰，钱照给。

    那时候他没答应，也没说不。

    他盯着那条信息看了很久，回了两个字：

    我接

    发完他把手机扣在腿上，看着挡风玻璃外面那条空路。

    他给自己找的理由很顺：这一票跑完，钱归拢好，就彻底收手；这一票跑完，谁的情都还清了，走也走得干净。

    他那时候已经不太信这套鬼话了。可他还是这么想。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车管所。

    不是去办事，是托一个办年检的人查看一下车的信息——他那台灰色捷达在册子上是什么状态：发动机换过，车架号、排量都摆在那儿，换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