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给的条件，他在心里过了三遍。第一遍是两个数：车，认。第二遍只剩一个字：认。

    这已经是今年第二份要他“认“的买卖。

    一年多前在南泰路那间铺面里，豹哥给的也是同一套——两条路、一台车、一个名字、三天。那一次他低了头，赔了六万，分两个月给清，换回来一句轻飘飘的“以后有事找我“。这一次对面开的价更省事：把他名下那台车过户出去，再替一个他没见过的人认下一件改装。换什么，对方没说——也就等于什么都换不到。

    三天的期限，他没回复。

    第一天他把手机扣在工作台上，屏幕朝下，一直扣到夜里。他自己清楚这是在拖。以前拖一件事，是因为那件事还能往后推；这回拖着，是因为他还没算清利弊。

    第二天他去了物流园。

    园区里停着几十台货车，雨后的柴油味和泥味混在一起。他走到自己那台车边上，一眼就看出不对：车衣的一角被掀开过，斜斜地搭在车轮上。他蹲下去——四条轮胎都在，车牌还在，只是车身上那层薄灰里多了一道手印，从车前盖一直抹到前门。

    不是偷。是看。

    老板从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昨天有人来看过车？“

    “不知道。“

    “我门口有监控。“那人想了想，“要不要我给你调出来。“

    “不用。“梁博说，“看到了又怎么样。“

    他把车衣重新盖好，压了压边角，手指上沾了一层灰。往回走的路上他忽然明白：那道手印比丢一台车更让人发凉——偷东西的人怕他，来看车的人不怕他。人家站在他车跟前，隔着灰摸了一把，像在点货。

    那两天他还往回推了两个活。一个老客说车要年检、刹车偏，想让他看一眼；他说手上忙，让对方去城南那家快修店。另一个要换正时皮带，他说“过完年再说“。以前他最烦听别人讲“过完年“，觉得那三个字是把人往后拖；轮到自己嘴里说出来，他才明白这三个字是干什么用的——把自己接不住的事，轻轻推到一堵看不见的墙后面去。

    手机在夜里亮过一条消息，是陈嘉荞发的：“你是不是出事了？你回我一句。“

    他看了很久，一个字都没回。不是不知道怎么回，是他算得出来：香港跟内地隔着一条河，她帮不上；她只要伸一次手，就被人记下一笔。

    第三天傍晚，他把那个号码删了。

    删的时候手很稳。他给自己算过这一笔：对面要的不是他的手艺，是他的名字。名字这东西借出去一次，就永远有第二次——一个人只要认过一回，往后谁手上有脏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他已经替人认过一次，赔了六万，赔完还落下一句话：“以后有事找我。“

    那句话不是人情，是记号。他不想再让人在自己身上做记号。

    那天夜里他翻出香港的号码，指头在屏幕上停了一会儿，又退出去。老杨在电话里跟他说过：“该做嘅嘢，你自己做；该讲嘅话，你自己讲。“

    他现在两样都做不了。

    他把那盏旧工作灯打开，坐在工作台边上，把那些人一个一个在脑子里排了一遍。

    排名字这个习惯是他这两年多养出来的：要紧的东西不落在纸上，只记在脑子里。纸会被翻出来，脑子不会。

    第一个是财叔。放短贷的，收人的，手里有一本册子。八月那天财叔把名字写在那张纸上，十月他又亲口应了一件事。

    第二个是程先生。找他改过车，说过“有事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上个月又跟他说“我们这一行讲的是共担风险“。程先生这条线上连着香港的人、澳门的人、东莞的厂。

    第三个是豹哥。两个人之间只有一笔账：那台从交警停车场拖出来的事故车，他赔了六万，换回一句“以后有事找我“。

    第四个是顺哥。码头、仓库、过磅单。顺哥讲过一句话：“这一行没人保得起人。“

    第五个是老霍。被叫去问了两天话，回来声音都是哑的。老霍快五十了，还想正正经经给人换轮胎过日子。

    第六个、第七个，是收注的、放数的、中间递话的。有的他见过脸，有的他只知道一个姓。

    排到第八个的时候，他停住了。

    他能一口气说出十几个名字，可他一个“上面“的人都不认识。两年多，他跑遍广州、香港、澳门，跑遍佛山周边的场子，从来没进过最里面那间屋。

    他还想起场上那些从不下车的人。场边总停着一两台很干净的车，车窗关着，里面的人从头看到尾，跑完就走。场里的人叫他们“老板的人“，或者只叫一个姓：老陈、老李、阿良。他挣的钱，很多是从那些车窗后面递出来的。他一直以为那叫做生意——他出手艺，人家出钱，两清。

    现在才算明白：那些人一直知道他是谁；可他从来不知道那些人是谁。这不是一个对等的局。

    第二个问题是他自己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