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无名指根有一小块旧疤的手。他低头看了一眼：指甲缝里还有洗不净的黑，是刚才换离合器片留下的。

    一个人过来把灯关了。车间一下子暗下来，只剩门口的车灯还亮着。

    被带着往外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最后一眼。工作台上的东西还摆在那儿：一万块钱、那包油纸、他换下来的旧离合器片；工具箱的盖子敞着，套筒和扳手码得整整齐齐，跟他这辈子每一次收工以后一样。

    卷帘门没有拉下来。他听见后面有人把它拉上，“哗啦“一声，很响。

    上车之前，一个人让他把手机交出来。

    他把手机从外套内袋里摸出来，屏幕正好亮着——那条对话还停在最上面。他把屏幕按灭，递过去。对方接过去看了一眼，把他的名字写在手机背面那张小标签上，装进一个袋子。

    另一个人递给他一张纸，让他看清楚。纸上写着他的名字、身份、涉嫌的事，下面还有一行，是通知家属的内容。他看了两遍才看清最后那一行：通知书会在规定时间内寄给他的家属。

    “我母亲身体不好。“他说，“能不能——“

    “规定就是这样。“那人把纸收回去，“你要联系律师，可以在里面提。“

    他站在车灯的光里，忽然想到一个场景：邮递员把一封信送到村口，母亲拿着信，站在门口问邻居“这上头写的什么“。

    警车开动以后，他坐在后排，两边各坐一个人。车里的灯是暗的，他能看见前面那条路——他跑过两年的路，从住的地方到城郊，每一个弯他都记得。

    他试着算一件事：接下来会怎么样。要问几天？卷宗会有多厚？谁会知道？母亲会怎么知道？

    算了不到两分钟他就停了。

    他这辈子算过发动机的间隙，算过胎压和油温，算过一场比赛的每一段距离，也算过一笔账要还六年零两个月。可他现在算不出一件最简单的事：他明天会在哪儿。

    他想起两个月前在坡上站着的那两个男人。

    那时候他以为他们在看谁跑得快。现在他明白了：他们在看谁收钱、谁发话、谁跟谁站在一起；记的不是车，是人。他们那天记下的一笔，今天落到了一张纸上。

    他这两年多跑过的路、动过的车、拿过的钱，有人比他本人记得更清楚。他一直自负脑子好，什么都能算、能记。原来最不牢靠的就是脑子——别人的册子比他记得全，也比他记得久。

    他想到那台皮卡的车主。

    那人第二天一早要来取车，八点之前要开到东莞去送货。他会看见车间门关着，卷帘门上没有锁——锁在他口袋里那串钥匙上，钥匙现在跟着他。他会打他的电话，电话是关机的。他会在门口站一会儿，骂一句，然后去找别的车。

    “就你能听出来“——那句夸人的话，前一天还让他心里舒服了一下。现在他忽然明白：他这份手艺从来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手上压着多少台车的活，就牵着多少个人的日子；他被带走这件事，不光是他自己的事，还要别人替他耽误一天。

    他又想到那一万块钱。

    工具箱底下那一万被点走了，装在证物袋里；衣柜顶上那床老家寄来的棉被里还压着另一万。那床棉被是母亲两年前托人从老家带来的，棉花是她自己弹的，被套上有一块洗不掉的黄斑。钱塞在最上面那一层，谁翻都能翻到。

    他忽然希望有人能告诉他母亲：那床被子不用拆开看。

    车从一条高架下面穿过去。路灯一盏一盏从他脸上滑过，一下明一下暗。

    他数了路灯：亮着的三十一盏，灭的两盏。数到一半他停了——数这个不解决任何事。他这两年多第一次数一样什么都解决不了的东西。

    那双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都被铐着，冰凉。他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杨真和的那个下午——老杨蹲在铺面门口拆一台变速箱，手上全是机油，抬头问他：“你会不会听声音？“

    他会。可这不是用耳朵能听出来的事。

    车灯还在一下一下从他脸上滑过去。

    他脑子里只剩一句话，翻来覆去：

    这一步落下去，还翻得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