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箱打开。“

    这句话他听过一次——凌晨，在车间里，手电照着他的套筒和扳手。第二次听到，是在看守所的一间小屋里：办事员把他身上的东西一件一件登记，皮带、鞋带、车间那一串钥匙、一张公交卡、三十几块零钱。每一样都用笔写上字，装进袋子，封口。

    铁门在他背后合上，声音比他在外面听过的任何一声都重。

    他被送进来的时候天刚亮。先量血压、问了两句病史，然后照相、按手印、量身高、换衣服。他身上那件外套被叠起来，跟着其余的东西一起进了袋子。

    最后他拿到一个编号。

    从那一刻起，在这堵墙里面，没有人叫他的名字。

    号房里是一条通铺，睡了七八个人，天不亮就有人起来叠被。他进去的时候，几个人抬眼看了他一下，没有人说话。靠门那个铺位空着，他把被褥铺开，学着别人的样子码整齐，坐在床沿上。

    这里的一天是切开的：六点半起床、点名、早饭；上午有一段时间可以坐在铺上，看书或者写字；中午放一次风，二十来分钟，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头顶是一块四四方方的天；下午还是坐；晚饭，看新闻，九点半熄灯。灯灭了以后，走廊里一直有一盏灯亮着，光从门上的小窗漏进来，落在通铺中间那块地方。

    他在那间号房里待了十几天。后来回想这一段，记得最清楚的偏偏是那些没用的东西：铺板上的木纹、墙上被指甲划过的痕迹、早饭里那块咸菜的咸度、有人睡觉磨牙的声音。

    靠里睡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进来之前在外面工地上干活，据说是因为替人出头打了一架；他每天把被子叠成四四方方一块，边角压得像刀切出来的。还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瘦，眼睛很亮，话多，说自己是帮人拉货的时候“不知道那是电缆“。最靠墙的是个开过小卖部的老头，六十多，教他怎么把被子压实、怎么把拖鞋摆正、怎么在点名的时候站得让人挑不出毛病。

    “你以前干什么的？“年轻人有一回问他。

    “修车。“

    “修车好啊。“那人眼睛亮了，“我表哥也修车，一个月挣六千多。“

    梁博没接话。他心里忽然算起另一笔账：如果这两年多他老老实实待在一家修车店里，一个月六千，一年七万二，两年多也有十五六万——那笔债到今天也还不清。可晚上能回到自己的屋子，能接母亲的电话，能坐在外面安安稳稳的吃一碗云吞面。

    他第一次算这笔账的时候，心里像被松开了一根绳子。

    提审来了三次。

    第一次问的是最基础的东西：姓名、出生年月、户籍、什么时候来的广州、在广州做什么。他说自己做修车。对方在本子上一条一条记，很细。

    第二次问的是车。他们摊开一叠材料，一张一张念给他听：某年某月，一台某型号的车，在哪个区的一个车行里做过排气和悬挂的改动；某年某月，另一台车换了刹车、加了顶吧。念到第三台的时候他抬起头——那些车他记得，可他自己都记不得那么细的时间和地点。材料上有日期，有车型，甚至有他当时用过的微信号。

    “这些是你做的吧。“

    “是。“

    “收多少钱？“

    “一千到三千不等。“

    第三次问的是场子。

    他们念的是场次：某月某日，某条路；某月某日，另一个区。有几个地方他听名字都要愣一下才想起来。

    “你是自己去，还是有人叫你？“

    “有人叫。“

    “谁叫你？“

    他停了一下。

    那几秒里他脑子里过的不是一个人，是一条线：收注的、递话的、放数的、站在坡上不说话的。他说得出十几个名字，可他清楚那些名字背后连着谁。

    “是场子上认识的人。“他说，“名字我说不全。“

    对面的人看了他一会儿，把笔放下，换了一页纸。他没有再追问。

    后来梁博才知道，那种“没有追问“才是最要命的——人家手里什么都有，问他只是走一个过场。

    提审到第三次快结束的时候，他们问了一件他没想到的事。

    “你那个工具箱最底下，有一块钢板和几张照片，什么来路？“

    梁博的背绷紧了。他本来准备了很多话，可那一刻他忽然不想绕。

    “一年多前的一台事故车。“他说，“车架断过，车架号是后补的。有人让我认下那台车是我改的，我认了。“

    “谁让你认的？“

    “场子上的人。“

    “你赔了多少？“

    “六万。分两次，当月三万、下月三万。“

    对面的人把这几句记下，又翻过一页，问他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在哪儿拍的。他一一答了：城北那座报废场，他钻进车底把那道裂口剖开，一张一张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