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叔，账册还留着？”

    “留着。”满有财怔了一下，“账这个东西，比人活得长。你想看，随时回来看。”

    出了写字楼，天已经开始暗了。城市往西烧着最后一点橘红，陆家嘴的玻璃幕墙次第亮起来，远远看去，像一群竖起来的账本。江衡在地铁口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看了看，N加一还没到账，卡里余额两千一。这是他今年的期末余额，也是明年的期初余额。

    他把手机揣回兜里，往老城厢走。回到家，雾已经起了。拾遗斋在巷子最深处，两开间门面，卖旧货：座钟、铜锁、缺角的砚台、没人识得的旧书。年三十，门照旧开着，一盏灯从里头照出来，把门口的青石板照出一块暖黄。

    爷爷在里头包蛋饺。老爷子七十八了，背驼得像一张拉满的弓，手上却稳。铁勺在火上转一圈，蛋液下去，滋啦一声，摊出一张金黄的圆皮；肉馅一放，筷子一挑，一只蛋饺就成了，金元宝似的，一只一只码在白瓷盘里。江衡从小吃到大，蛋饺的火候年年一样，仿佛这双手里没有岁月。

    “满有财把你裁了？”

    江衡一愣：“您怎么知道？”

    “你把工牌攥在手里，不是挂在脖子上。”爷爷头也没抬。

    江衡低头一看，果然，那根断了的挂绳正缠在指头上。他把工牌往桌上一放，笑着把原委说了，连红包带N加一，一笔一笔报得清清楚楚。末了说起那些账，他叹了口气：“有时候我想不通。真还不起的，我催不下手；装死的，我催不动。守规矩的人过得紧巴巴，赖账的人活得滋润。”

    爷爷往他碗里添了一筷子蛋饺。

    “天道好还。”老爷子说，“不是不报，是账期未到。”

    老爷子这几年就是这样，喜怒都薄，像隔着一层蒙了水汽的玻璃，问一句，答半句；可这半句来的时候，从来不含糊。医生说是年纪大了，江衡有时候觉得不是，但他没有深究过这个家的账，向来是各记各的，互不打听。

    “别想了，”爷爷又说，“先吃饭。”

    蛋饺下进腌笃鲜的砂锅里，汤一滚，香气把整间铺子都占满了。吃到一半，江衡说起阿婆那枚铜钱，掏出来搁在桌上。铜钱躺在灯下，绿锈斑驳，方孔圆圆的，像个看不清的年号。

    爷爷的筷子停了一停。随即夹起一只蛋饺，搁进江衡碗里，眼皮都没抬：“收好。”

    “阿婆说，是大禹王的钱。”

    “旧话。”爷爷说，“吃饭。”

    江衡把铜钱收回兜里。他没有看见，爷爷搭在桌沿下的那只手，慢慢攥紧，又慢慢松开。那只手上老茧纵横，是四十年拨算盘拨出来的茧；攥紧的时候，指节白得像算珠。

    饭后，爷爷照例上阁楼对账。这是拾遗斋的老规矩。每晚子时之前，老爷子要把当天的账过一遍：三炷香，一盏灯，一把乌木算盘。江衡小时候偷看过几回，账簿上记的不过些收进卖出的旧货，没看头；有看头的是爷爷对账时的样子。腰板挺直，拨珠如抚琴，嘴里念念有词：

    “今夜对账。人欠我欠，一笔一笔。”

    江衡小时候想学算盘，爷爷不许他碰，只教他空着手拨。手上有，心里有，就够了。一档一档，一颗一颗，他就这么拨着空气长大。后来他心算快过计算器，公司里人人都当他是天才，没有人知道，那把看不见的算盘，是他童年唯一的玩具。

    今夜他收拾完碗筷，忽然觉得不对。街上太静了。年三十的老城厢再冷清，也该有零星的电视声、麻将声、哪一户人家的笑骂声。可这一刻，什么都没有。他走到门口往外看，巷口的灯，灭了。然后是第二盏。第三盏。路灯次第熄灭，不是哪一户拉的电闸，倒像是灯里的电自己看见了什么，一层一层，暗了下去。雾贴着地面涌过来，白得发亮。雾的上头，竟悬着一轮圆月，白得发青。

    江衡心里没由来地一沉。三十的夜里，本不该有月亮。

    咔。咔。咔。

    雾里传来算珠的声音。不紧不慢，一声一声，由远及近，像有人提着一把算盘，在替这条街一笔一笔清点它欠下的东西。

    “爷爷。”江衡听见自己的声音发干。楼梯响了。爷爷不知何时已经立在店堂里，手里托着那把乌木算盘。灯下，十三档珠子微微发亮，一颗一颗，像十三粒烧到一半的炭。爷爷走到门口，把乌木算盘横在胸前。老爷子的背影很瘦，却把整个门框都挡住了。

    咔。咔。

    算珠声到了门口，停住了。雾里立着一个人。说是人，是勉强的。那东西通体灰白，像用旧账页糊出来的，一张脸平平整整，眉眼淡得像被水洇过的墨。它很高，比门框还高出一头，腰却是弯的，胸前挂着一杆小小的秤，戥子似的，连秤星都数得清。它每动一下，那杆秤就轻轻一晃，晃出一声极轻的“咔”。

    爷爷的手扣紧了算盘的边框，没有动。江衡站在爷爷身后三步远的地方。他闻得见雾里的味道，不是江水的腥，是旧纸的气味，混着一点极淡的、烧过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