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凌晨三点五十分。

    闹钟响到第二声，我就伸手摁掉。屋外还黑着，苏州河上浮着一层雾，像谁打翻的豆浆。今天是我第一次以“摊主”身份去棚桥菜场——动迁预付款还没到账，我得把手里最后一点“资源”换成现钱，给双胞胎买新书包，也给阿婆配一副老花镜。

    棚桥菜场其实只是一条宽不足五米的巷子，两边支起红白蓝三色雨棚，从空中看像一条被踩扁的热带鱼。巷子口有棵歪脖子梧桐，树下常年蹲着一只三条腿的狸花猫，大家喊它“局长”，意思是它比谁都管得宽。局长今天来得早，冲我“喵”一声，像在打卡。

    我的“摊位”是阿根让给我的——他原本卖油墩子，今天去浦东看门面，便把一平米空地借给我半天。代价是一桶五升菜籽油，作价二十块。我把折叠桌支好，铺上塑料袋，摆上昨晚熬夜准备的“货”：

    ? 三十卷散装卫生纸（从批发市场按斤称的，无牌）

    ? 十瓶“蜂花”檀香皂（库存老包装，有霉点，擦一擦能卖）

    ? 两箱2002年的挂历（正面是《还珠格格》剧照，反面空白可当草稿纸）

    ? 一台旧复读机（能放磁带，也能当收音机，天线断了，用铝丝代替）

    所有货物加起来，成本42.3元，目标销售额100元，净利润57.7元。

    四点半，第一批顾客进场——夜班出租车司机。他们穿着松垮的背心，手里拎巨大号太空杯，杯里是浓到发黑的隔夜茶。一个秃顶大叔蹲在我的复读机前，按PLAY键，磁带吱呀转动，传出赵本山的小品《卖拐》。

    “多少钱？”

    “二十五。”

    “能便宜点？”

    “能，二十，再送两节五号电池。”

    成交。复读机被拎走，我收回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元，心里给它立了个小碑：第一滴血。

    五点，天开始发青，菜场进入早高峰。

    卖水产的苏北阿姐把塑料盆摆成一排，活虾扑通扑通跳，像在跳广场舞。

    卖豆制品的安徽小哥拿竹板敲节奏：“豆腐——干子——千张——”声音能传到苏州河对岸。

    我在嘈杂里吆喝：“卫生纸一块八一卷，买五送一！”声音劈叉，引来一阵笑。

    一个穿碎花睡衣的阿姨挑了十卷，递给我一张五块、一张十块：“小伙子，能再送个塑料袋吗？”

    我点头，顺手扯下一个红色马甲袋，袋上印着“上海糖酒公司”，一股酱油味。

    五点半，阿根骑三轮过来，给我捎两根刚炸好的油条。

    “生意好伐？”

    “开张二十分钟，回本一半。”

    阿根咬油条：“别卖挂历了，那玩意儿过时，送我擦油锅。”

    我苦笑：“擦油锅也值两毛钱。”

    阿根压低声音：“今天菜市管理办突击收费，你新来的，小心被‘白斩鸡’抓到。”

    “白斩鸡是谁？”

    “市场协管员，姓白，长得白，说话尖，爱穿白色胶鞋，一抓一个准。”

    我暗暗记下。

    六点，太阳从梧桐树梢探出头，把巷子切成两半：一半是金色的，一半是阴影。

    “白斩鸡”果然来了——白衬衫、白西裤、白胶鞋，腋下夹一只黑色公文包，像一把没出鞘的刀。

    他挨个摊位收“卫生费”，五块到二十块不等。到我面前，他推推墨镜：“新面孔？临时摊位费五十。”

    我愣住：“不是说阿根的固定摊位可以转租？”

    “转租也要备案，再加十块。”

    我兜里只剩37块，不够。

    正僵持，局长猫跳上我的桌子，尾巴一扫，把挂历扫到地上，正好摊开一页——1999年7月，赵薇大眼睛盯着白斩鸡。

    白斩鸡被盯得发毛，摆摆手：“算了，看你也不容易，交三十吧。”

    我递上三十，心里给局长记一等功。

    七点钟，菜市人潮最密，空气里混合着泥土、鱼鳞、烂菜叶的味道。

    一个戴草帽的老头蹲在我的挂历前，一张张翻，翻到2002年12月，停住——那一页是F4合影。

    “多少钱一本？”

    “两块。”

    “我要十本，能不能一块五？”

    我盘算：十本十五块，比预期多，卖！

    老头付钱时，从草帽里掏出一张名片：

    “上海文庙旧书市场老葛收旧挂历、老磁带、邮票”

    我眼睛一亮，像发现新大陆。

    八点，太阳毒起来。

    卫生纸剩最后五卷，檀香皂剩三瓶。

    我嗓子冒烟，去隔壁“阿美豆浆”买一杯淡豆浆，五毛。

    阿美是宁波人，四十出头，眼角有一颗泪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