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患者砍杀案（六）

    张纪案归档的第二周，江州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一场不对外公开的案例复盘会议正在这里举行，与会人员虽不多，却几乎涵盖了中层以上警官。他们或双手交叉抱胸，或微微皱眉，脸上无不透着严肃与专注。

    程望被要求做“核心侦办人案件剖析”，时间限定为三十分钟。他缓缓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角，深吸一口气，眼神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开始发言。他用了整整二十五分钟，只说了三点：

    “第一，张纪并非完全失控的精神病人，他的行为具有计划性。从他作案的手法，对时间、地点的选择，以及事后对证据的处理等细节来看，都绝非一个精神完全错乱之人所能为之。”程望一边说，一边在身前比划着，目光坚定。

    “第二，他长期游离在社会边缘，没有任何一处制度真正接纳过他。我们深入调查后发现，无论是社区的关怀体系，还是相关福利机构，都未能给予他真正意义上的帮助与接纳，他就像一个被社会遗忘的棋子。”说到这里，程望微微摇头，语气中透着一丝无奈。

    “第三，我们——指的是整个系统，知道他的存在，却从未试图理解他。我们掌握着他的基本信息，却没有深入去探究他内心的痛苦、挣扎和诉求，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程望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会议室里安静得可以听见荧光灯发出的微弱电流声。

    副局长点了点头，神色凝重，却没有立刻发言。他的目光扫过众人，似乎在权衡着什么，随后转而交给刑侦支队的内部督导组总结。

    督导组的负责人清了清嗓子，展开手中那份详细的工作评估报告，用词克制却不失锋利：“此次个案处理未能在事前阶段提前识别风险，这背后反映出基层单位与卫健系统的联动机制存在天然断层。就拿张纪的情况来说，基层民警在日常走访中，对他的精神状态变化有所察觉，但由于与卫健系统沟通不畅，相关信息未能及时共享，导致未能提前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街道与社区警务室未能形成有效反馈通道。在张纪居住的社区，街道工作人员虽然知晓他的一些异常行为，但却没有及时准确地反馈给警务室，警务室也未能主动深入了解情况，使得问题逐渐积累，最终爆发。”

    “精神科机构报告机制不清，精神病人分类模糊，评估标准流于形式。张纪在精神科机构的诊断记录存在诸多模糊之处，对于他的病情分类不够明确，评估更多地只是走了个形式，未能真正深入分析他的潜在风险。”

    最后一条，负责人加重了语气：“刑侦系统对非典型极端暴力行为的预判机制需全面梳理。我们习惯于应对传统的犯罪类型，对于像张纪这样看似普通，实则内心积压着巨大矛盾的非典型案例，缺乏足够的预判能力和应对策略。”

    这些话程望都认同，他微微苦笑，心中明白——再完整的文件，再深刻的反思，也无法改变张纪已经死了，且确实杀了人的事实。

    会议结束后，众人陆续起身离开。这时，有个年轻警员匆匆追上程望。他叫王昊，入警两年，平时是支队资料分析小组的主力。此刻，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犹豫和困惑。

    “程队，”王昊有点犹豫地开口，“我想问一个问题。”

    “说。”程望停下脚步，转过身，目光平和地看着他。

    “如果我们以后遇到这种人……你觉得，有什么办法能防得住吗？”王昊皱着眉头，眼中满是迷茫。

    程望盯着他几秒，反问：“你怕了？”

    “不是怕。”王昊低头笑笑，笑容中带着一丝苦涩，“是觉得很荒唐。我们每天学那么多理论、分析模型，抓惯了毒贩杀人犯，结果最后真正杀人的，是一个拿着生锈菜刀、靠街边吃救济饭的精神患者。这让我突然觉得，我们所学的那些东西，好像在面对这种情况时，都变得不那么管用了。”

    “你觉得他不是杀人犯？”程望微微挑眉。

    “我知道他是。”王昊呼出一口气，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挣扎，“只是……我心里有个声音老在问：如果我不是警察，是不是也不会在意这种人死活。我突然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一种迷茫，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类复杂的案件。”

    程望没有立刻回应，他拍了拍王昊的肩膀，目光坚定地看着他，缓缓说道：“你这个问题问得太早了。警察的工作，不是简单地抓坏人，也不是为所有人说公道话。我们身处这个系统之中，要看见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个案件都是复杂的，不能因为难就退缩，也不能因为结果不尽如人意就否定我们的努力。”

    王昊站在原地没动，他看着程望的背影远去，心中反复咀嚼着程望的话。他渐渐意识到，警察这两个字，从来不是英雄的标签，而是一种沉甸甸、似乎无解的负重。

    五月初，阳光开始变得有些炽热，公安系统启动“精神障碍人员安全管理联席机制试点”，试点第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