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的京城，热得像一座倒扣的窑炉。

    太阳已经落下去两个多时辰了，暑气却丝毫没有消散的意思，反而像被什么东西闷在地面上方，蒸腾成一堵看不见的热墙，裹得人喘不上气来。

    胡同里的青砖墙白天吸足了热量，这会儿正一点一点地往外释放，手贴上去还是烫的。

    老槐树的叶子纹丝不动，连风都懒得吹了，只有蝉还在不知疲倦地嘶叫，一声接一声，尖锐得像是要把夜空撕开一道口子。

    陈府后院那间不起眼的书房里，点着一根蜡烛。

    不是为了照明——走廊上的电灯亮着，光从门缝里透进来，把地面切成一道一道的明暗条纹。

    是为了那摇曳的光影。

    陈白虎觉得，蜡烛的光比电灯更真实。

    电灯太亮了，亮得没有阴影，亮得让人觉得一切都暴露在外面，无处藏身。

    而烛光不同，它只照亮该照亮的地方，其余的部分都沉在暗处，像这间书房，像这座宅子，像整个京城——表面上看着风平浪静，暗底下的东西，才是真正要命的。

    他坐在窗下那张老藤椅上，灰布长衫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领口敞着，露出干瘦的脖颈和青筋暴突的锁骨。

    满头白发在烛光下泛着霜雪般的冷光，身形佝偻，像一截被岁月风干的老树根。

    自打陈墨下葬后，他就一直这样。

    白天在族人面前还撑着，背着手，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

    可一到夜里，所有人都散了，他就坐在这间书房里，一个人，一壶茶，一根蜡烛，对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坐到天亮。

    他没有哭过。

    陈家的人都知道，老祖自打小二走后，就没掉过一滴眼泪。

    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瘦了。

    原本就干瘦的身板，如今更是皮包骨头，长衫套在身上空荡荡的，风一吹就鼓起来，像挂了面褪色的旗。

    但今晚不一样。

    今晚，他的眼睛里有光。

    不是那种慈祥的、温和的光，也不是浑浊的、无焦距的茫然。

    是一种极其锐利的、藏在浑浊表面底下的、像暗夜里的刀锋一样的光。

    他在等一个人。

    脚步声从月亮门的方向传来，沉稳、有力，节奏均匀，是练家子的步子。

    陈白虎没有动，甚至连眼皮都没抬，只是手里的紫砂壶往嘴边又凑了凑，嘬了一口早已经凉透的茶。

    门被推开。

    陈毫站在门口，黑色中山装笔挺，面容沉肃，眼窝比上次见面时更深陷了些，眼底的血丝没有消退，反而更重了。

    但他的脊背绷得笔直，肩膀撑得平正，整个人透出一股子被什么东西压住后反而更加厚实的力量感。

    那是暴风雨来临前，大地深处积蓄的力量。

    “爷爷。”

    陈毫的声音很低，像是怕惊动什么，却又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郑重。

    陈白虎终于抬了抬眼皮，浑浊的目光从烛光中穿过，落在长孙身上。

    “坐。”

    陈毫没有坐。

    他走到书桌前，微微躬身，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只有这间书房里两个人能听见：

    “爷爷，都办妥了。”

    陈白虎的手指在紫砂壶上微微一顿。

    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陈毫，等他往下说。

    陈毫深吸一口气，像是在做一次最后的确认，然后一字一句地开口，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

    “我的妻子，二弟一家，三弟一家，还有老四……已经全部送到了国外。”

    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一份行程单。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说出“二弟一家”这四个字的时候，嗓子里像塞了一块烧红的炭。

    二弟。

    陈墨。

    那个总是笑得云淡风轻、衣袂轻扬、茶杯从不离手的人，如今已经化作了西郊山丘上一座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面只刻着简简单单的四个字——陈墨之墓。

    他的妻子朱梦婕，他的儿子陈文远。

    如今，也被送走了。

    送到了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连同陈家半数的骨血一起。

    “走的是哪条线？”陈白虎问，声音沙哑，不紧不慢，像是在问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先飞港岛，转温哥华，最后落地多伦多。”陈毫的声音依旧很平，“朱梦婕带着文远走的商务舱，我让人一路护送到了机场，亲眼看着他们过了安检。文远那小子……”

    他顿了一下。

    “文远那小子很安静，这次没有捣乱。”

    陈白虎没有接话，只是手指在壶身上轻轻摩挲了一下。

    “你三弟和四弟那边呢？”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