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早晨，比巴黎更冷一些。

    谢丞礼坐在后座靠窗的位置，身体微微向右侧倾斜。安全带从肩膀斜斜扣下去，压着他一侧的外套褶皱。他没开口说话，只是静静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柏林街景。

    不算干净的街道，稀疏的人群。阳光从低处斜射进来，把整座城市照得有些过亮。泛着冷白色的光，带着强烈秩序感。浸润在温尔的暖色中太久，他有些不适应了。

    温尔坐在他旁边，一只手搭在他膝上。

    车停在神经康复研究中心门口的时候，江屿联系好的司机回头看了这对年轻的雇主一眼，用英语说了句：“Have a good day.”谢丞礼点了下头，温尔说了声谢谢。

    入口在西侧，门口没什么人，只有一个女护士在台阶边等着，穿着医护服。看见他们下车，她点了下头。

    “Mr. Xie?”她带着德国口音的英语确认。

    谢丞礼点头，然后补了一句德语：“Ja.”

    温尔站在他后侧半步的位置，轻轻地扶住他的轮椅把手，眼神扫过医院门口的LOGO与玻璃门后的接待台。

    这家研究中心不是公开医院，也不是单纯康复机构，更像是半临床、半研究型的机构。医护流程严谨，但不具备综合住院条件。手术前，谢丞礼必须在这里完成一整套评估检查、知情同意、配型筛查与心理准备测试。

    护士引导他们入内后，从柜台那边拿了一份表格和佩戴卡，语速平稳地向翻译介绍每一个流程。谢丞礼学过德语，听得懂大部分，只有几处术语听得不够清楚，翻译做了补充。

    “先做身体评估，然后是神经反射测试。需要脱去腰部以下衣物，请问女伴是否陪同？”翻译问得礼貌。

    谢丞礼回头看了温尔一眼，没有马上回答。

    她自己点了点头，说：“我陪同。”

    翻译看向护士，用德语传达了她的回应。护士点头，做了一个“请跟我来”的手势，率先领着他们进了一楼的评估室。

    室内没有窗。墙上贴着大幅的神经分布图和脊髓横截面结构图，空气中有一股轻微的酒精气味。温尔跟着谢丞礼一起进来，在靠墙的位置坐下，把最新款的c家斜挎包随手放在地上，手指轻轻揉着，膝头的布料。

    谢丞礼推到床边停下。他熟悉流程，把轮椅刹住，然后解开外套扣子，抬手脱下，露出深灰色衬衣。护士递来一件后背敞开的病服，说：“请在腰部以下换下衣物。”

    谢丞礼接过，动作自然地把裤子解开。温尔坐着没动，视线停在他膝盖上那一小段肌肉轻微绷紧的区域。

    他穿的是日常型纸尿裤。但厚度仍旧明显。谢丞礼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扶着床沿慢慢挪过去。动作带着惯性的小幅缓冲，轮椅停在床边，他两手撑着床沿往床上转移。右腿先被抬起，落上床沿时有一瞬迟缓，脚腕自然垂着，歪斜着挂在了床边。

    那一瞬，他肩膀明显绷了一下。

    护士对这样的情况司空见惯，公事公办地协助他转到体位评估床上。她戴上手套，先是取出小型温度探针与光刺激笔，一边在翻译口中解释：“需要从肚脐开始进行温度、按压两项敏感测试。”

    谢丞礼点头：“可以。”

    纸尿裤由护士负责解开，温尔坐着，看见他身体裸露下来的那一瞬，眼皮下意识跳了一下。但她没有别开视线。

    那是一具完全失控的年轻身体，从肋骨以下，没有肌肉参与的力量感，整块大腿肌群因为四年的瘫痪而轻度萎缩，膝弯处已经不再有被压红的反应。

    护士手上带着温度笔，依次触碰从下腹、鼠蹊、大腿外侧、膝盖内侧、小腿、足踝、脚底。谢丞礼每一次都回答“nein”或“nicht gefühlt”（没有感觉），声音平稳，好像每晚睡前给温尔讲故事的声音。

    直到护士转头说：“Wir siig.”（我们完成了），谢丞礼才缓缓松一口气。

    护士帮忙把纸尿裤重新贴好，腰侧肌肉被拉动时，他面色一瞬苍白。温尔看见了，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之后我们将安排术前心理评估，”翻译说，“需要你的配偶或陪伴者签字协助评估后期恢复支持计划。”

    谢丞礼点头：“好的。”

    等他重新坐回轮椅上时，病服换掉，纸尿裤包在里面，裤子拉好，但动作仍然慢。他没有看温尔，只是从护士手中接过一份薄薄的文件，递给她。

    “等一下医生解释这些。”他低声说。

    温尔接过那份资料，封面上印着德语标题《Nach der Operation：Rehabilitation und Prognose》——术后康复与预后。

    医生在中午时抵达。

    他们坐在机构二楼的会议室中，翻译在旁边。医生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德国神经外科女主任，语速不快，话语清晰，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