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纱布染成了暗红色。

    我和段旭坐在隔壁北屋的炕桌前，就着窗户透进来的天光，仔细研究那本至关重要的账本。炕桌是用旧木板拼的，桌面坑坑洼洼，还留着被烟头烫出的黑印。老队长蹲在灶坑前，默默地往里添着柴火，火光跳跃着，映照着他古铜色的、沟壑纵横的脸庞，明暗不定。他抽着自己卷的旱烟，烟杆是枣木的，油光锃亮，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

    “张老五……”老队长眯着眼，凑近账本，伸出一根粗壮、指甲缝里带着泥土的手指，点在一个名字上，“是邻村张家营的屠夫，前阵子就有人风言风语，说他肉铺里卖的排骨、猪下水，价钱比别家便宜两成，说是自家杀的猪，可谁家能天天有那么多边角料？现在看来，那肉多半是从哪儿偷来的，经他这手一转，就成了“便宜货”。”

    段旭拿出钢笔，那是支“英雄”牌的，笔帽上的漆掉了一块，他在“张老五”的名字旁边用力画了一个圈，又在旁边标注“猪肉销赃”。“还有这个，赵寡妇，”他的笔尖移到另一个名字上，语气带着一丝讥讽，“上次开群众大会，就属她哭得最凶，捶着大腿说家里五只正下蛋的母鸡一夜之间全被偷了，非说肯定是村里的光棍干的，闹着要我们三天内破案，还她公道。结果呢？账本上写着她‘收鸡五只，已转卖至乡集’，这不是贼喊捉贼是什么！”

    我的手指在泛黄粗糙的纸页上缓缓移动，指尖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仿佛能触到字里行间的烟火气与挣扎。当看到“张栓柱”三个字时，我的指尖猛地顿住了，心头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沉甸甸的。

    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张栓柱是丁庄村的生产队长，四十出头，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是个出了名的实在人。我们这次来丁庄村办案，还是他忙前忙后地帮忙召集村民开会、安排食宿，昨天晚上还给我们端过热水，一脸憨厚朴实的笑容。

    “这……这不可能！”老队长猛地抬起头，手里的旱烟锅子在鞋底上用力磕了磕，溅起几点火星，烟灰落在他打满补丁的裤腿上。“栓柱是俺本家侄子，他爹死得早，是俺一手带大的！这孩子打小就老实巴交，一根筋，别说偷东西，就是别人多找他一毛钱，他都得追二里地还回去！咋会……咋会干这种昧良心的勾当？”老队长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沙哑，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眼眶都红了。

    我没有立刻反驳，而是默默地从怀里掏出自己那个用得边角起毛的牛皮纸工作手册。这是跟着所里老民警老王学的习惯，他总说：“基层办案，不能只看案子本身，得看看案子背后的人。谁家有难处，谁家有喜事，都得记着，这些都是线索。”

    我翻到记录张栓柱家情况的那一页，上面的字迹因为天冷有些潦草，却清晰可辨：“妻，李秀兰，四十六岁，确诊肺癌晚期，县医院建议保守治疗；欠村医医药费累计三十元整；儿子张小军，十四岁，在本乡读初中，欠学校学杂费十五元，校服费未交。”

    “队长，”我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着他，“栓柱哥家里……最近是不是特别难？”

    老队长拿着旱烟锅的手顿在了半空，半晌，才重重叹了口气，烟雾随着叹息袅袅散开，在晨光里弥漫。“唉……他媳妇秀兰，去年秋收的时候查出来的，是肺癌，晚期。县里医院都说没法治了，只能拿药拖着，那药贵得吓人，一片就顶俺家三天的嚼谷。”他往灶膛里塞了一块耐烧的硬木柴，火苗“噼啪”地窜高了一些，映得他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娃在乡里上初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从家带的干粮都是红薯面窝头，看着别人家孩子吃白面馒头，眼里直放光。光是书本费、伙食费，就够他一个土里刨食的汉子喝一壶的了。”

    老队长顿了顿，声音更低了：“栓柱这孩子犟，自尊心强得很。俺说要借钱给他，他说啥也不要，梗着脖子说‘叔，俺还能动，能挣，不能占您的便宜’。他总念叨‘人穷志不能短，穷死不占别人一分钱便宜’，这话他说了一辈子……”

    “再要强也不能违法犯罪！”段旭有些激动地一拍炕桌，账本都跳了一下，桌上的粗瓷碗晃了晃，差点掉下去。“这账本上白纸黑字写着，他张栓柱经手了两箱‘杏花村’白酒，通过李老四的关系，卖给了乡卫生院的刘院长！这就是销赃！法律可不管他有啥难处！”

    段旭说得没错，法律是底线，不能因为同情就网开一面。可我眼前却总浮现出张栓柱昨天晚上给我们端热水时的样子，他的手冻得开裂，却把碗擦得干干净净，递过来时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屋里冷，喝点热水暖暖。”

    就在这时，柴房里传来李老四声嘶力竭的嚎叫，像是在故意示威，又像是在发泄不满：“渴死俺了！给口水喝！他妈的张栓柱让俺藏的货，现在出了事他倒装起缩头乌龟了！有种让他来跟俺当面对质！看俺有没有冤枉他！”

    老队长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像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猛地站起身，抄起靠在门后的一根扁担就往柴房冲：“李老四你个王八羔子！自己一身毛还说别人是妖怪！俺今天非撕烂你的臭嘴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