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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婶抱着阿黄的时候，手在发抖。

    不是那种剧烈的、控制不住的抖——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绵长的、止不住的颤。像冬天水管里最后一滴要落不落的水，挂在管口，颤颤巍巍，就是不掉。

    阿黄的身体已经凉了。不是冰的那种凉，是一种很轻的、很薄的凉——像一片叶子从树枝上脱落之后，在风里飘了很久，最后落在地上的那种凉。不刺骨，但透着一股子"已经结束了"的安静。

    王婶的眼泪滴在阿黄的脑袋上。

    "你个傻狗……"她哽咽着，声音被堵在喉咙里，像一团揉皱了的纸，"你等了一年零三个月……到底还是没等到。"

    她抱着阿黄，坐在藤椅旁边的地上。蓝格子布皱在她手肘下面，压住了几片落叶。藤椅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不知道是她靠上去压到的，还是风。

    小蕊是跟着王婶一起来的。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七岁的孩子还不太懂得"死亡"是什么意思，但她看到奶奶抱着阿黄哭，就知道自己不能进去。

    "奶奶，"她小声说，"阿黄是不是睡觉了？"

    王婶没有回答。她把脸埋在阿黄的脖子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小蕊走进来，蹲在奶奶旁边。她伸出小手，摸了摸阿黄垂在外面的那条右后腿——瘸的那条。腿已经硬了，像一根干树枝。

    "它不疼了吧？"小蕊问。

    王婶抬起头，满脸泪痕。她看着小蕊的眼睛——那么干净，那么亮，像两颗刚洗过的黑葡萄。

    "不疼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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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婶给老李的儿子打了电话。

    老李的儿子叫李建军，在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一次。老李走的时候他在，哭得比谁都大声，说"爸我对不起你"，然后跪在灵堂前磕了三个头。但从那以后，他只寄过两次钱回来，每次五百块，附一张纸条："婶，帮我给阿黄买点肉。"

    王婶接电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

    "建军啊，阿黄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啥时候？"

    "今天上午。在我怀里走的。"

    又是一阵沉默。

    "婶，您把它……"

    "还没动。等你回来。"王婶说，"它跟了你爸一辈子，得由你送它。"

    李建军在那头"嗯"了一声，然后王婶听到了很轻很轻的吸鼻子的声音。

    "我明天回去。"

    挂了电话，王婶坐在沙发上发呆。她看着藤椅旁边的阿黄——小小的、瘦骨嶙峋的一团，蜷在落叶堆上，像一团揉皱了的旧毛线。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厨房。老李的搪瓷缸还在灶台边上——那个掉了漆、杯口有一个小豁口的搪瓷缸。老李生前用它泡茶，茶叶放得极浓，喝到最后杯底总剩一层碎叶。

    王婶拿起搪瓷缸，发现缸底还有一点干了的茶渍。她用手指蘸了一下——硬的，褐色的，像一层薄薄的壳。

    她把搪瓷缸放回原处，转身回到客厅。

    阿黄的身边，那片金黄的银杏叶还在。

    她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把那片叶子从落叶堆里捡起来，放在掌心。叶子很薄，叶脉清晰，像一只小小的手掌。

    "你留着它吧。"她轻声说，然后把叶子轻轻放回阿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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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军是第二天下午到的。

    他比王婶印象中老了很多——才三十出头的人，鬓角已经花白了，脸上带着长途奔波的疲惫。他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一包烟。

    进门的时候，他站在门口愣了几秒钟。

    "婶，它……"

    "在藤椅旁边。"王婶指了指。

    李建军走过去，蹲下来。他看着阿黄——比他上次回来时又小了一圈，肋骨一根根地凸出来，毛失去了光泽，像一堆蒙了灰的旧棉花。

    他伸出手，摸了摸阿黄的头。

    手是粗糙的。跟他爸一样。

    "爸走的时候，"他突然说，"它追出去了没有？"

    "追了。"王婶说，"它从藤椅上跳下来，冲到门口，被穿白衣服的人踢了一脚。后来门锁了，它就趴在门口，一直趴到天亮。"

    李建军没说话。他把阿黄抱了起来——很轻，比他想象中轻得多。像抱着一个空壳子。

    "爸以前跟我说过，"他说，声音很低，"他说阿黄是他这辈子最好的伴儿。比我还亲。"

    王婶的眼圈又红了。

    "你爸这辈子不容易。"她说，"你妈走得早，他一个人拉扯你。后来你出去打工了，家里就剩他一个人。要不是阿黄陪着他，他那些年……"

    她没说完。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