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九月，武昌。

    攻克泗汾、萍乡后，北伐军中路势如破竹，连下宜春、新余，于九月初进抵长江中游重镇——武昌城下。

    这是北伐以来遭遇的最坚固的城池。武昌城高三丈有余，墙厚两丈，城头可并行两辆马车。城墙外有宽达十余丈的护城河，引长江水灌注，波涛汹涌。更致命的是，守城的北洋军将领陈嘉谟、刘玉春都是吴佩孚麾下悍将，麾下两万余人，装备精良，粮弹充足。

    北伐军总司令蒋界石亲临前线，坐镇武昌城南的洪山督战。第四军、第七军、第一军第二师等精锐部队，将武昌城团团围住。

    林远的学生营随第二师抵达武昌南郊时，看到的是一座森严的战争堡垒。城墙上每隔五十步就有一个机枪工事，每隔百步有一门山炮。护城河外两百米范围内的民房全被拆毁，形成一片开阔的死亡地带。

    “这比醴陵、泗汾难打十倍。”杜玉明用望远镜观察着城墙，倒吸一口凉气，“贤弟，你看那城头的重机枪，少说有二十挺。”

    林远没有说话。他的目光落在城墙上那些黑洞洞的射击孔上。这种棱堡式的防御体系，如果正面强攻，就是送死。

    但北伐军上下的气氛却是乐观的。从广州誓师以来，部队连战连捷，官兵们普遍产生了轻敌思想。不少将领认为，武昌虽然坚固，但守军久困孤城，士气低落，只要猛攻几次，必然崩溃。

    九月三日，第一次总攻开始了。

    九月三日，凌晨四点。

    天色未明，武昌城南的北伐军阵地上，数百架云梯已经准备就绪。这些云梯用粗大的毛竹绑成，高达四丈，需要十几个人才能抬动。

    第七军的一个团担任主攻。士兵们喝了壮行酒，将写好的遗书塞进衣兜，在军官带领下，悄悄向护城河边摸去。

    林远的学生营作为预备队，在第二道防线待命。他从观察哨里举起望远镜，看着黑暗中那些抬着云梯向前移动的身影。

    心头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

    “太快了。”他低声说，“护城河还没填平，就抬云梯上去……”

    杜玉明在一旁说：“工兵用沙袋填出了几条通道，但宽度只够两人并行。”

    话音未落，城头突然亮起十几盏探照灯！刺眼的光柱如同白昼，将护城河外的开阔地照得如同白昼！

    “不好！”林远心里一沉。

    几乎同时，城头的机枪开火了。

    “哒哒哒哒哒——！！！”

    那不是零星射击，而是齐射。至少二十挺重机枪同时喷吐火舌，子弹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之网。

    抬云梯的士兵们暴露在光柱下，无处可躲。子弹打在沙袋上噗噗作响，打在人体上则是沉闷的“噗噗”声和凄厉的惨叫。

    一个士兵中弹倒下，云梯失去平衡，轰然倒地，压倒了后面的人。又一个士兵试图扶起云梯，刚直起身，就被子弹打成了筛子。

    林远眼睁睁看着，那些英勇的士兵像被割草一样成片倒下。血雾在探照灯光柱中弥漫，将护城河水染成暗红色。

    冲锋号还在响，后续部队还在往上冲。但城头的机枪没有一刻停歇，子弹如同暴雨，没有任何人能冲过那片两百米的开阔地。

    十五分钟后，攻击停止了。不是因为命令，而是因为——第一批攻击的三个连，几乎全部倒在了护城河边。活着回来的不到五十人，个个带伤。

    望远镜从林远手中滑落。他闭上眼睛，耳边还回响着机枪的咆哮和士兵的惨叫。

    这不是战斗，这是屠杀。

    第一次总攻失败，伤亡超过八百人。接下来的几天，北伐军又组织了两次强攻，结果一次比一次惨烈。到九月十日，攻城部队累计伤亡已达三千余人，武昌城却岿然不动。

    攻城指挥部里，气氛凝重得像要滴出水来。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等人，围着武昌城防图，一筹莫展。

    “不能再这么硬冲了。”李宗仁一拳砸在桌上，“三天伤亡三千，再冲三天，部队就打光了！”

    “可不冲怎么办？”刘峙烦躁地踱步，“总司令催得紧，要我们月底前务必拿下武昌。”

    “那就想别的办法！”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提出的方案无非几种：继续强攻、长期围困、爆破城门。但强攻已经证明是送死；围困需要时间，蒋介石等不了；爆破城门，护城河都过不去，怎么接近城门？

    林远作为前锋营长，也被叫来列席会议。他一直在观察地图，心里有个想法越来越清晰。

    终于，在又一次陷入沉默时，林远站了出来。

    “各位长官，卑职有个想法。”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这个年轻的营长。有人认识他，知道他在泗汾打得不错；有人不认识，眼中带着怀疑——一个二十出头的小营长，能有什么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