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明的禅房在大佛寺东厢，紧挨着香客留宿的寮房。和慧净那间堆满工具、弥漫着焊锡味的工作间不同，慧明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木床上的被褥叠得有棱有角，桌案上的文房四宝摆得整整齐齐，笔架上悬挂的几支毛笔笔尖都被细心地用清水洗净了，没有一丝残墨。墙角立着一个樟木书架，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十卷经书和几摞账册。窗台上放着一盆水仙，嫩绿的叶片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光泽，盆底的白石子洗得一尘不染。

    

    李元芳站在门口，目光在屋子里扫了一圈，眉头就皱了起来。这间屋子太干净了。不是出家人清心寡欲的那种干净，而是一种刻意被整理过、不愿意让任何人看到任何破绽的干净。他在千牛卫干了十年，搜查过无数嫌犯的住处，有一个经验屡试不爽——真正无辜的人家里往往乱中有序，日常杂物会暴露出主人的生活习惯。而把屋子收拾得像是没人住过一样的，往往心里藏着不想被找到的秘密。

    

    狄仁杰走进禅房，在桌案前站定。桌面上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功德簿，簿页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法会期间香客的捐款数额。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每一笔捐款都精确到文，每个名字都附了详细的地址和捐献时间。狄仁杰翻了几页，发现这本功德簿有个不寻常之处——每一笔千两以上的大额捐款旁边，都用极小的字加了一行备注。有的写着“城北米商，家有良田千亩”，有的写着“洛阳丝绸商，常年往来西域”，有的干脆只写了两个字——“可续”。

    

    “可续。有意思。”狄仁杰把功德簿递给李元芳看，“慧明不只是在登记捐款。他在替某人记录香客的财富信息——谁是富商，谁有产业，谁常年跑商路。这些信息对于盗窃来说没有直接用处，但对于掌握幽州乃至周边商路的经济情报来说，价值连城。”

    

    李元芳翻开功德簿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桑皮纸。纸被磨得起了毛边，显然被反复折叠展开过许多次。他小心地展开纸页，上面用工笔小楷写着一份名单——不是香客的名字，而是一份完整的“幽州城富商名录”。名单上列了三十几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资产规模、主要产业、家庭成员、宅邸位置、以及一句话的备注。有的备注写着“胆小怕事，可压”，有的写着“与刺史有旧，慎动”，有的写着“已捐三次，油水将尽”。最后一个名字的备注只有四个字——“待昙真示”。

    

    “这不是功德簿。这是勒索名单。”李元芳把名单放在桌案上，手指点在最后那行“待昙真示”上，“名单上的富商被分门别类地记录在案。谁可以被敲诈，谁不能动，谁已经榨干了——全部标注得清清楚楚。而最后的决定权在昙真手里。慧明只是经手人，昙真才是幕后主使。”

    

    狄仁杰没有说话。他把名单按在功德簿旁边对比着看了一会儿，然后从书架上抽出另一本更旧的账册。那是去年的功德簿，纸质泛黄，边缘已经被翻卷了。去年的簿子里同样在每笔大额捐款旁边加了备注，字迹和今年的完全一致，但备注的内容更直白——“捐五百两，实出三百，有怨言”——像是一份情报员写给上级的报告。在去年的功德簿最后一页夹着另一张名单，上面有十几个名字被红笔划掉了，旁边用极小的小字写着划掉的原因：“已倾家”、“已迁出幽州”、“已故”。

    

    “这些被红笔划掉的——就是被敲诈到倾家荡产的人。”狄仁杰把两本功德簿并排放在桌上，转身对门口的沈涛说，“慧明现在人在哪里？”

    

    “还在前院。张环看着他。”

    

    “把他带过来。”

    

    慧明被带进自己禅房时，面色依然沉稳，双手依然保持着标准的合十姿态。他在桌案前站定，目光先落在摊开的功德簿上，然后落在旁边那张富商名单上。他的眉心跳了一下——很轻，像是水面被投入了一颗极小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转瞬即逝。但这个细微的变化没有逃过狄仁杰的眼睛。

    

    “慧明师父，你这份名单上的‘待昙真示’是什么意思？”

    

    慧明的喉结轻轻滚动了一下。他沉默了几息，然后缓缓放下合十的双手，垂在身侧。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一个常年保持僧人仪态的人，在被人戳穿时最先放弃的就是仪态。他开口说道，声音依然温和，但温和里多了一层薄薄的疲惫：“贫僧只是替方丈记录香客的捐献情况。方丈说，佛祖普度众生，但寺里修缮大殿、施粥济贫都需要银子。知道哪些香客有钱，下次法会才好重点化缘。”

    

    “化缘需要标注‘胆小怕事，可压’吗？化缘需要把香客压榨到倾家荡产再用红笔划掉吗？去年那十几个被红笔划掉的人——他们现在在哪里？”

    

    慧明没有回答。他的双手在袍袖里微微收紧了，指尖掐进了掌心。狄仁杰没有逼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