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门托城里那家唯一还肯向华人出售文具的杂货铺里买的，带著一股劣质染料的刺鼻气味。但这丝毫不能减损他此刻笔下的激情。

    他所棲身的，是一间由华人劳工用最原始的工具，搭建起来的木板房。

    与其说是“房”，不如说是一个仅能遮风挡雨的棚子。

    唯一的窗户上，糊著一层浸过桐油的麻布，透进来的天光，昏黄而吝嗇。

    对亨利·乔治而言，这里比起烟雾繚绕的纪事报办公室，更让他感到振奋。

    他已在这里驻扎了十几天。

    作为《纪事报》的首席评论员，他本该歌颂著那些官员和政策，或者剖析著某些大公司最近的行动，又或是顶著编辑和老板的怒骂，抨击著市政厅那些见不得光的腐败交易。

    要不是他的名气够大，人脉眾多，很多读者喜欢，恐怕早就失业了。

    自从在秉公堂读到那份由刘景仁、傅列秘等人草擬的文章，特別是其中关於土地与劳工权益的论述后，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便让他再也无法安坐。

    他拋下了城里的一切，只带著一个简单的行囊和满腹的疑问，在傅列秘先生的引荐下，来到了这片被主流社会忽视，却又真实上演著一场伟大社会实验的土地。

    他亲眼所见的一切，远比任何文字的描述都更具衝击力。

    他看到上千名衣衫襤褸的华人，在几个工匠和头领带领下，用最简陋的工具——铁锹、锄头、扁担、箩筐，与这片广袤的沼泽进行著艰苦卓绝的搏斗。

    他们没有抱怨，没有退缩。

    只有沉默的劳作，和那在空旷原野上迴荡的、带著浓重乡音的劳动號子。

    “嘿咗！嗨呀！用力嗬！”

    那號子声，简单质朴，却蕴含著一种移山填海的力量。

    他们挖掘出纵横交错的沟渠，將积水排入河流。

    他们用肩膀扛起沉重的木桩，筑起一道道抵御洪水侵袭的堤坝。

    他们用最原始的智慧，辨別风向，观察水文，在这片被白人视为“无用之地”的烂泥滩上，规划著名属於他们的未来。

    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这里的组织形式。

    这里没有监工的皮鞭，没有剋扣工钱的帐房。

    所有的土地，名义上都归属於那个名叫格雷夫斯的前平克顿侦探。

    一个身份同样充满矛盾与谜团的白人。

    但实际上，土地的分配权，却掌握在垦荒者的手中。

    “有田同耕，按劳计酬，功大者赏，怠惰者惩。”

    这是刘景仁向他解释的、这片营地最核心的分配原则。

    每一个参与开垦的劳工，不仅仅是出卖劳动力的僱工，更是这片土地未来的主人。他们付出的每一滴汗水，都將与这片土地的未来紧密相连。

    开垦出来的土地，除了上缴一部分作为公共积累，用於购买更多的工具、种子和生活物资外，剩余的部分將根据每个人的贡献进行分配。

    这……这不正是他亨利·乔治在无数个深夜的书斋里，苦苦思索、反覆推演的，那个能够解决贫困、消弭阶级对立的理想社会模型的雏形吗？！

    一个建立在劳动与公平分配之上的，小规模的理想社会！

    他激动得浑身颤抖。他知道，自己正亲眼见证著一个歷史性的时刻。

    他必须將这一切记录下来，告诉那些远在东海岸和欧洲的、同样在为人类未来而苦苦思索的学者和朋友们。

    他的思想形成还得益於他的偶像，写出《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思考》的著名英国学者。

    他蘸了蘸墨水，笔尖在纸上飞快地移动，將满腔的激动与思考，倾注於笔端。

    致我尊敬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先生：

    愿这封来自遥远加利福尼亚的信，能为您带去一份来自新大陆的、混杂著泥土与希望气息的问候。

    请原谅我的冒昧。我之所以写信给您，我素来敬仰的思想巨匠。

    是因为我此刻正置身於一场正在发生的、足以顛覆我们对现有社会经济制度认知的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之中。而这场实验的主角，並非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一位哲学家或改革家，而是一群被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所鄙夷、所排斥的中国劳工。

    是的，先生，您没有看错。就是那些在我们的报纸上，被描绘成“黄祸”，被指责为骯脏、愚昧、无法同化的异教徒们。他们，在这片位於萨克拉门托河谷的广袤沼泽地里，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构建著一个让我这位自詡为“进步”思想观察者的人，都感到无比震撼与汗顏的社群。

    我將此地称为“希望之沼”。

    这里没有地主，或者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地主。他们通过一家由白人名义上控股的公司，购得了数万英亩的沼...

    他写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走到窗边，望著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