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辉点了点头，这他懂。他父亲也是这么过来的。

    几百万人下南洋归根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躲韃子，討口安稳饭吃。

    “后来法国人来了，”

    柳南的声音变得有些沉，“咸丰八年，先是占了西贡。同治元年，阮朝签了条约，割了嘉定、定祥、边和三省。那会儿我才七八岁，记不太清，只记得我阿爸连著好几天没睡著觉，天天跟几个做生意的叔伯关在屋里商量。后来他们商量出一个结果——走。”

    “走？”

    “走。”柳南说，“能走的都走了。有的回了潮州，有的去了暹罗，有的去了新加坡、檳城。我阿爸也带著我们去了香港。可到了香港才发现，那边也一样，英国人的天下。英国人收的税不比法国人少，规矩不比法国人松。我阿爸熬了几年，最后还是回了西贡。”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继续说：“回来的时候，西贡已经变样了。法国人修了码头、铺了路、盖了洋楼。街上到处是穿蓝制服的法兵，扛著枪走来走去。咱们华人的碾米厂还在，可要交的税翻了一倍。咱们华人的铺子还在，可要办的执照多了七八道。咱们华人还是能做生意，可那是法国人让你做的生意。”

    阿辉皱了皱眉，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

    柳南看了他一眼，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你不信？你问问你认识的下南洋的老人，当年法国人刚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么说的？

    只要你们听话，照常做生意，我们保护你们。”

    他冷笑了一声，“保护了三十年，保护出什么结果？华人交的税，比阮朝时候多了三倍；华人开的矿，一半被法国人占了；华人种的橡胶，只能卖给法国人的加工厂。这叫保护？”

    阿辉沉默了。

    “后来我就跑去了三藩，”柳南继续说，“你知道那边什么样吗？”

    阿辉摇了摇头。

    “刚去的时候，修铁路。一万两千个华工，修了四年。铁路修好了，死了多少？几千人。剩下的人干什么？开洗衣店、开餐馆、打零工。能挣到钱吗？能。可那是人家让你挣的。什么时候不想让你挣了，就通过一个法案，说华人不能做这个、华人不能做那个，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九爷在加州搞会党，搞斗爭，我害怕，想尽一切办法入籍，想留在美国，就躲他们致公堂远远的。”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低：“可到头来，人家说我不是这儿的，我就不是这儿的。”

    阿辉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

    “阿辉，你说这边能待住。”他说，“我问你，法国人走了，能保证他们不回来吗？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能保证他们不来吗？”

    阿辉愣了一下，说：“不是有北极星舰队吗？不是打贏了吗？”

    “打贏了这一次，能保证打贏下一次吗？”

    柳南转过头，盯著他，“法国人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阮朝也打贏过，可最后呢？咱们华人在南洋待了三百年，三百年里换了多少个主子？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一个接一个来，一个接一个走。

    咱们呢？咱们一直在。可咱们是什么？是客。是人家地盘上的客。人家让你待，你就待著；人家不让你待，你就得走。”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更低沉：“我太公那辈，以为阮朝能待住。我阿爸那辈，以为法国人能合作。我这一辈，以为美国能容人。结果呢？一代一代，都在给人当客。一代一代，都在等著人家赏饭吃。”

    阿辉沉默了。

    “那你怎么还是来了？”他问。

    柳南沉默了很久。

    “因为我阿爸临终前说过一句话，”

    他终於开口，声音很轻，“他说，咱们在南洋三代人了，见过的官比吃过的盐还多。阮朝的官、法国人的官、英国人的官，都一样。他们今天对你好，是因为用得著你；明天对你不好，是因为用不著你。可咱们呢？咱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官。”

    “咱们汉人的官，打走殖民者的官，为汉人谋天下的官。”

    他转过头，望向那面飘扬的北极星旗。

    阿辉愣了一下，忽然明白了他想说什么。

    “可你不信能成。”阿辉说。

    柳南没有否认。

    “三百年了，”他说，“三百年里，咱们在南洋挣了多少钱？种了多少胡椒？开了多少矿？修了多少码头？可这些钱、这些矿、这些码头，最后是谁的？

    是阮朝的？是法国人的？是英国人的？什么时候是咱们自己的？”

    他顿了顿，声音里第一次有了一丝疲惫：“我不信这里以后真的没有殖民者了。不是我不想信，是我不敢信。我怕信了，最后又是一场空。我怕信了，等到老了，又得收拾行李，再跑一回。”

    阿辉看著他，忽然想起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