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房子里热得像蒸笼，夜里也凉不下来——四周都是高墙，白天吸的热，夜里全放出来。孩子们喝了餿掉的牛奶，得了暑热腹泻，拉几天就没了。有个医生说过一句话：穷人的孩子，只有躺在棺材里才能凉快下来。”

    “第二种死法，是肺癆。得病的都是什么人？是本来身体很好的工人，在工厂里吸了灰，住在没有光没有风的屋子里，吃的又不够，慢慢就病了。我们眼睁睁看著他们死，看著他们的家垮掉。偶尔能送进医院，可住不了几天就得出来——要干活。不干活，全家都得饿死。”

    “第三种死法，是打胎。这里的女人，没钱养孩子，又没法不生孩子，就去找那些脏婆娘，在脏角落里打胎。那些婆娘骗走她们最后几个铜板，然后把她们弄得半死不活，或者直接弄死。”

    孙中山放下报纸，看著三人。

    “这就是柏林。德国的首都，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的中心。你们以为德国人过得比我们好？他们也有贫民窟，也有饿死的人，也有烂下巴的女孩，也有打胎打死的女人。”

    尢列轻轻嘆了口气：“天下乌鸦一般黑。”

    “不，尤兄。”孙中山摇头，“不是一般黑。是不一样黑。”

    “我们这里，是朝廷把你变成奴才，让你不知道自己可以站著活。他们那里，是工厂主把你变成机器，让你知道自己可以站著活——可站著活，还是活不下去。”

    “英国有议会，有工会，有报纸。那些女孩罢工，报纸会报导，议员会说话，工会会支持。她们知道，自己是在爭取什么。可我们呢？我们的百姓罢工，官府会抓人，朝廷会杀头，天下人会说是刁民作乱。她们至少还有路走，我们没路走。”

    “再说法国。”孙中山走回桌边，继续翻他的书袋。

    “今年五月，巴黎的煤气工人罢工。你们知道煤气工人是干什么的吗？是给巴黎的路灯点火的。巴黎的煤气灯，有几万盏，全靠这些工人一盏一盏地点。”

    他抬起头。

    “他们要求涨工资，要求减少工时，要求成立工会。你们猜，法国政府怎么做的？”

    陈少白问：“怎么做的？”

    “派兵。”孙中山说，“军队开到工厂门口，工人不肯復工，军队就开枪。打死几个？报纸没写清楚。可罢工被镇压了，工会被解散了，工人被开除了。”

    他顿了顿。

    “法国，有《人权宣言》，有自由、平等、博爱，可工人罢工的时候，军队照样开枪。他们的总统，叫卡诺，是个大资本家。他们的总理，叫弗雷西內，也是个大资本家。他们的议会里，坐的全是有钱人。工人说话，他们不听；工人罢工，他们开枪。”

    尢列沉吟道：“所以逸仙，你是说，洋人也不是什么都好？”

    孙中山说，“自然，洋人也有洋人的问题。他们的工厂主，跟我们的地主一样，靠吸工人的血活著。他们的政府，跟我们的朝廷一样，站在有钱人那边。他们的军队，跟我们的八旗兵一样，专门对付穷人。”

    他嘆了口气，接著说。

    “可有一点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他们可以说话。”孙中山说，“伦敦东区的女孩罢工，报纸会报导，议员会质问，工会会支持。柏林贫民窟的医生，可以把他的报告印成书，让全德国的人都看见。巴黎的工人，可以组织工会，可以罢工，可以跟政府谈判——虽然谈判不成会被开枪打死，可至少他们试过，他们至少还能有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开口。”

    他直勾勾地看著三人。

    “我们呢？我们的百姓，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佃农交不起租，只能跪著求地主；码头工人被打，只能捂著血流走；孩子饿死了，只能挖个坑埋了。他们不敢说，不敢写，不敢闹。因为他们知道，说了也没用，写了会被抓，闹了会被杀。”

    孙中山的语气渐渐平静下来。

    “所以你们看，这世界上的黑暗，分两种。”

    他伸出右手，竖起一根手指。

    “第一种，是英国、法国、德国那种黑暗。他们有议会，有法律，有报纸，有工会。可他们的议会里坐的是有钱人，他们的法律偏袒有钱人，他们的报纸替有钱人说话，他们的工会打不过有钱人的军队。这种黑暗，是光天化日下的黑暗。你知道它在哪里，你知道它为什么存在，你可以指著它骂，可以组织起来跟它斗。斗得过斗不过，是另一回事，可至少你可以斗。”

    他又竖起第二根手指。

    “第二种，是我们这里的黑暗。我们没有议会，没有法律，没有报纸，没有工会。百姓不知道自己在受苦，不知道谁让他们受苦，不知道该怎么反抗。他们以为，活著就是这样，苦就是这样，奴才就是这样。这种黑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你不知道它在哪里，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存在，你连骂都不知道该骂谁。”

    他放下手，看著三位挚友。

    “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