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华不满意？”苏见青问。

    “据说是觉得赔偿太少，而且事故原因有问题——周国强那天本来不该进砖窑，是临时被叫去帮忙的。”陈默翻着从档案馆复印的事故记录，“但当时没有正规调查，就是村里自己处理了。卷宗里没提这件事，我也是从当年乡镇派出所的治安调解记录里翻出来的，只有一行字：‘砖厂事故，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周国强死后，周国华和砖厂的人有过接触吗？”

    “有。”陈默抽出一张纸，“这是砖厂1993年的工资表——我从税务局的老档案里翻出来的。周国强死后一个月，周国华去砖厂领过周国强的最后一个月工资，签字人是周国华本人。工资表上还有砖厂老板的签名：王德发。”

    “王德发……”陆景行重复这个名字，“他现在在哪？”

    “死了。”陈默平静地说，“2001年车祸，人当场就没了。砖厂1996年就倒闭了，那块地现在是个驾校。”

    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

    线索似乎很多，但每条线都断了。

    “钥匙的检测有进展吗？”陆景行看向苏见青。

    “金属成分和磨损特征都分析过了，是‘永固牌’挂锁的钥匙，长期使用。但我在钥匙的锈蚀层下面，提取到了微量纤维。”苏见青调出电子显微镜照片，“是棉纤维，染色剂成分是九十年代常用的‘靛蓝’，常见于劳动布工作服。还有少量皮屑，但DNA降解严重，正在做提取。”

    “工作服……”温晚轻声说，“周国华的尸体是全裸的，但钥匙握在手里。如果钥匙上沾着他自己工作服的纤维，很正常。但如果沾着别人的……”

    “那就说明钥匙在周国华死后，被另一个人接触过，而那个人穿着工作服。”苏见青接话，“或者是凶手从周国华口袋里掏出钥匙时，手接触了工作服，又把钥匙塞回周国华手里。”

    “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夏柠问，“如果钥匙很重要，为什么不拿走？如果不重要，为什么要放回去？”

    “也许钥匙本身不重要，但钥匙代表的东西很重要。”陆景行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笔，“我们来梳理一下时间线。”

    白板上，一条时间轴逐渐清晰：

    1993年8月：周国强在砖厂事故中死亡，私了，周国华对赔偿不满。

    1994年6月28日：周国华从工具室领用电工钳，未归还。

    1994年7月5日：周国华妻子存折存入200元，疑似周国华补上之前取出的钱。

    1994年7月8日：

    下午2:00，周国华请假离开纺织厂。

    下午3:00，与某人在“老地方”见面（纸条）。

    下午5:20，返回纺织厂（代签名）。

    晚上？，从厂里匆忙离开（门卫看到，车把挂布包）。

    1994年7月9日：周国华正常上班，无异常记录。

    1994年7月10日：周日，周国华休息，晚上未归，妻子以为其在朋友家。

    1994年7月11日：凌晨1-3点，周国华死亡（温晚推断）。

    1994年7月12日：纺织厂发现周国华缺勤，联系家属。

    1994年7月15日：西郊废弃砖厂发现周国华尸体。

    陆景行在“7月8日”上画了个圈。

    “这一天是关键。周国华去见了谁？去了哪里？布包里装的是什么？电工钳在哪？钥匙是哪里的钥匙？纸条是谁写的？”

    他转身，看向所有人。

    “苏见青，继续检验钥匙和纸条，我要知道纸条上有没有指纹，哪怕半个。林小星，查刘大虎的所有社会关系，特别是1994年前后的联系人。赵大勇，走访周国华当年的邻居、同事，重点问7月8日前后有没有异常。温晚，重新检验周国华的骸骨，特别是颈椎骨折的受力方向，我要知道凶手是从哪个角度勒的。陈老师，查砖厂事故的所有相关人，特别是还活着的。夏柠，联系周国华的家属——我收到消息，他妻子刘秀兰还活着，住在邻市女儿家，你安排一次询问，注意方式方法。”

    “是！”

    “还有，”陆景行补充，“明天我去一趟西郊，看看那个砖厂现在的驾校。三十二年了，地形可能变了，但土地不会变。有些东西，埋在地下，但总有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