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支队的办公室里，林小星正对着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屏幕被分割成十几个窗口，有的显示着户籍信息流，有的是时间轴图谱，有的是密密麻麻的社交关系网络节点。

    他的便携工作站连接着三台显示器，左边是代码编辑器，中间是数据可视化界面，右边是案件线索汇总。桌上散落着几个空咖啡罐，还有半个没吃完的三明治。

    “小星，你要的92年全市监控点位图，我复原了。”

    技术队的小陈端着笔记本电脑走过来，放在林小星旁边。屏幕上是一张1992年的市区地图，上面标记着二十几个红点。

    “这是当年全市所有安装了监控探头的点位，主要是银行、金店、邮电局、大型商场门口。模拟信号，VHS磁带存储，理论上保存期限是十年，但实际上大部分单位五六年就洗掉重录了。”小陈苦笑道，“三中附近只有三个点：后街邮电所门口、前街农业银行门口、还有五百米外的百货大楼门口。这三个点的监控录像，在案发后保存了多久，有没有被警方调取过，完全没记录。”

    林小星推了推眼镜，盯着地图：“邮电所的监控，如果能拍到林静寄信，或者拍到那辆黑色上海牌轿车。”

    “问题就在这儿，”小陈调出另一张表格，“我查了当年邮电所的监控管理制度，92年那会儿，录像带一周循环一次。也就是说，每周一新的带子覆盖上一周的。案发是4月12日周日，如果警方没有在接下来一周内调取录像，4月19日就被覆盖了。而根据卷宗记录，警方第一次注意到邮电所这个点是4月20日，已经晚了。”

    林小星沉默了几秒，手指在键盘上敲击，调出案发前后的时间轴：“4月12日晚，林静死亡。4月13日早，学生发现尸体报警。4月13日至4月19日，警方现场勘查、走访校内人员。4月20日，扩大排查范围，开始调查校外关系人。理论上，如果有人想到邮电所监控，应该是在4月20日之后，但那时录像已经没了。”

    “对，所以这条路可能走不通。”小陈有些沮丧。

    “未必。”林小星忽然坐直身体，眼睛盯着屏幕上的一个细节，“你刚才说，邮电所监控录像带是每周一更换。也就是说，4月12日案发那天的录像，应该是在4月13日到4月19日这盘带子上。如果这盘带子没有被完全使用呢？比如，因为机器故障、停电，或者干脆那周没什么人寄贵重包裹，监控开得少？”

    小陈眼睛亮了：“你的意思是，带子可能没有录满，所以旧数据没有被完全覆盖？”

    “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我们可以查一下当年邮电所的考勤记录、设备维修记录，看4月13日至19日那周有没有异常。如果有停电、设备故障，或者那周值班人员偷懒没开监控，那盘带子可能还留着部分旧数据。”

    “这得去邮电局的旧档案库里翻了。三十四年，希望没当废纸卖掉。”

    “我去联系市局档案科，看能不能协调。”林小星快速在内部系统里提交了调阅申请，同时将“邮电所监控录像带可能未被完全覆盖”这条线索发给了陆景行和苏见青。

    做完这些，他切换到另一个窗口。屏幕上显示着林静的个人信息树状图：出生、求学、工作、社会关系。所有信息都来自户籍系统、学籍档案、人事档案的数字化扫描件。

    林小星的视线停留在“亲属关系”一栏。父母早亡，由姑母林秀英抚养长大。他调出林秀英的户籍信息：女，生于1940年，原籍本市，1995年迁往邻市，2008年户籍注销死亡。

    “姑母已故。”林小星喃喃自语。他快速搜索林秀英的死亡记录，显示为“自然死亡”，无子女，遗产由“侄女林静”继承，但因林静已故且无其他亲属，遗产收归国有。

    一条线断了。

    他转而搜索林静的通讯记录。1992年，固定电话尚未普及，手机更是没有。林静宿舍没有电话，她平时联系外界，要么用学校传达室的公用电话，要么去后街邮电所打长途，或者寄信。

    “寄信……”林小星忽然想到什么，调出当年邮电所的寄信记录电子档案。这些档案是十年前纸质档案数字化时扫描的，OCR识别率不高，许多字段是乱码。他写了个简单的脚本，在模糊匹配中搜索“林静”和“三中宿舍302”这两个关键词。

    脚本运行了十几分钟，最终筛选出七条可能相关的记录，时间跨度从1990年1月到1992年4月。收件地址都是同一个：邻市某区某街道，收件人“林秀英”。寄信频率基本是每月一次，时间在每月10日左右，很规律。

    但最后一条记录，让林小星停下了滚动鼠标的手。

    寄信时间：1992年4月12日，下午16:23。

    寄信地点：三中后街邮电所。

    收件人：林秀英。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封信的“备注”栏里，有一个手写的标记，字迹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