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一刻，阳光斜照进办公室，在红木地板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

    陈清泉坐在办公桌后，电脑屏幕上显示着省人民医院的官方网站。

    他刚才用了一个小时，仔细研究了那个“终末期肾病慈善援助项目”的所有公开信息——申请条件、评审流程、资助标准，甚至翻出了去年入选患者的名单公示。

    项目是真的，每年十个名额也是真的。

    但门槛极高。需要患者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出具的特困证明、医院专家组的病情评估、慈善总会的审核……整套流程走下来，至少三个月。而聂开志的母亲，等不了三个月。

    陈清泉关掉网页，看向门口。

    聂开志已经站在那儿五分钟了，一直保持着拘谨的站姿——双脚并拢，双手垂在裤缝两侧，背挺得笔直，但肩膀微微前倾，透着一股长期压抑形成的卑微感。他的目光始终盯着地板，不敢抬头。

    “把门锁上。”陈清泉说。

    聂开志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转身轻轻锁上门锁。金属锁舌“咔嗒”一声扣紧，这个封闭空间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更加凝重。

    “坐。”

    聂开志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还是只坐半个屁股。他的手指紧紧绞在一起，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陈清泉没有立刻说话，而是拿起桌上的茶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凉了，带着涩味，但他需要这点时间来观察——观察聂开志的反应，观察这个年轻人的每一丝表情变化。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滴答”声。

    聂开志的额角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终于，陈清泉放下茶杯，开口了。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你母亲在省人民医院肾内科，主治医生是李建国主任。没错吧？”

    聂开志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震惊和慌乱。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堵住了，只发出一声短促的抽气声。

    “不用紧张。”陈清泉身体前倾，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李主任，是我大学同学。虽然不同系，但当年住同一栋宿舍楼，关系还算不错。”

    这是实话——至少一半是实话。原主陈清泉确实和李建国是大学同学，但“关系不错”就未必了。记忆中，两人毕业后再无联系，直到去年李建国因为一起医疗纠纷需要法院这边“通融”，才重新搭上线。

    但聂开志不知道这些。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眼睛里开始有了光——那种溺水者看到救命稻草的光。

    “陈院，您……您的意思是……”

    “我刚查了省人民医院的内部系统。”陈清泉指了指电脑屏幕——其实他根本没权限访问医院的内部系统，但聂开志不可能知道，“院里有个‘终末期肾病慈善援助项目’，每年十个名额，全额承担透析费用和基础用药。今年的名额……还没满。”

    聂开志“腾”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响声。

    他的嘴唇剧烈颤抖着，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陈院！陈院长！求您！求您帮帮我！只要我妈能进这个项目，我这条命就是您的！我给您当牛做马，我一辈子报答您！”

    说着，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不是作秀，不是表演。膝盖撞在地板上的声音沉闷而沉重，能听出那是用了全身力气的。他开始磕头，额头一下下撞在地板上，发出“咚咚”的响声，像战鼓敲在人心上。

    陈清泉没有动。

    他静静地看着这个年轻人跪在地上，额头很快红了一片，然后破皮，渗出血丝。聂开志像是感觉不到疼，还在磕，还在哭，嘴里反复说着：“求您……求您……”

    这就是权力的重量。

    轻飘飘的一句话，一个承诺，就能让一个原本有尊严的人，跪在地上像狗一样乞求。

    前世作为律师，王宗义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那些走投无路的当事人，跪在法官面前，跪在官员面前，跪在一切他们以为能决定自己命运的人面前。那时候他只觉得悲哀，觉得愤怒，觉得这个系统烂透了。

    现在，他成了被跪拜的那个人。

    陈清泉站起身，绕过办公桌，走到聂开志面前。

    他没有立刻扶，而是站了几秒钟，让聂开志把这份卑微和绝望彻底消化，让这个年轻人记住此刻的感受——记住是谁给了他希望，记住这份希望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然后，他才弯下腰，双手握住聂开志的手臂，用力将他拉起来。

    “我不需要你跪。”陈清泉的声音依然平静，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除此之外，谁都不值得跪。”

    聂开志满脸是泪，额头还在渗血，整个人都在发抖。

    陈清泉从抽屉里拿出一包未开封的纸巾，撕开，抽出几张递给他：“擦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