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的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像往常一样混乱而压抑。

    不到八点半，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有抱着孩子哭诉离婚不公的妇女，有拄着拐杖要求医疗赔偿的老人，有满脸愤怒举报村霸的农民，还有神情麻木递交上诉状的当事人。

    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灰尘味、廉价香烟味，还有那种长期压抑后发酵出来的绝望气息。

    陈清泉穿过大厅时，刻意放慢了脚步。

    他的目光扫过那一张张或愤怒、或悲伤、或麻木的脸。

    从前的王宗义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作为律师，他无数次陪着当事人在这里排队，在冰冷的塑料椅上等待，在嘈杂的人声中一遍遍梳理案情。

    那时候的他总觉得，法院的大门像一道闸，把普通人的苦难挡在外面，只允许符合“规格”的痛苦进入。

    现在，他成了闸门内的人。

    “陈院长早！”立案庭的年轻法官看见他，赶紧站起来。

    “早。”陈清泉点点头，走到接待窗口后面，拉开椅子坐下，“今天有什么特殊的案子吗？”

    年轻法官愣了愣——陈院长什么时候关心过立案庭的日常了？但他还是很快回答：“跟平时差不多，都是民事纠纷。不过……有对老夫妇，来了三次了，每次都带着厚厚的材料，说要见领导。”

    “什么案子？”

    “拆迁补偿纠纷。老头叫郑建国，七十多了，说家里房子被拆了，补偿款被克扣了三十万。我们看了材料，手续都是全的，程序也合法，就劝他走诉讼程序。但他不干，非要见院长。”

    陈清泉心里一动。

    郑建国。这个名字他没印象，但“拆迁补偿”、“克扣三十万”这些关键词，让他立刻联想到光明区的那些案子。更重要的是——这对老夫妇来了三次，非要见领导，这本身就不寻常。

    普通老百姓来法院，大多是怯生生的，能有个法官接待就感恩戴德了。敢三次要求见院长的，要么是真走投无路豁出去了，要么……背后有人指点。

    “人呢？”他问。

    “在外面等着呢，今天又来了。”年轻法官指了指大厅角落。

    陈清泉顺着方向看去。

    靠墙的塑料长椅上，坐着一对老夫妇。老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戴着一顶同样发旧的工人帽，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

    老太则是一身深灰色的确良上衣，黑裤子，脚上一双自己纳的布鞋。

    两人都坐得很直，背挺着，不像一般上访者那样佝偻。

    老头时不时抬腕看表，动作干脆利落；老太则一直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却无意识地捻着袖口。

    陈清泉的目光落在老太的袖口上。

    深灰色的袖口已经磨损得起了毛边，但在那片灰暗中，隐约能看到一圈淡得几乎看不见的刺绣痕迹。那是一个圆形轮廓，中间有些复杂的线条……

    他眯起眼睛，仔细辨认。

    那是检徽的轮廓。

    虽然磨损严重，虽然颜色几乎褪尽，但那特殊的形状——中间的天平，两侧的麦穗——陈清泉太熟悉了。

    前世作为律师，他打过无数交道的人里，检察官的制服袖口上就有这样的徽章。

    退休检察官？

    陈清泉心里冷笑起来。

    他大概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让他们过来吧。”他对年轻法官说，“我亲自接待。”

    “啊？陈院，这……”

    “按我说的做。”

    年轻法官不敢再多问，赶紧跑到大厅角落，对那对老夫妇说了几句。

    老夫妇抬起头，往这边看了看，然后相互搀扶着站起来，走了过来。

    他们的脚步很稳，虽然年纪大了，但每一步都踏得扎实。

    走到接待窗口前时，老头摘下帽子，露出花白的平头。

    他的脸很黑，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但眼睛很亮，看人的时候直直的，不带躲闪。

    “领导，我叫郑建国，这是我老伴。”老头的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我们家房子被拆了，补偿款少了三十万。来了三次了，今天终于见到您了。”

    他说着，把布包放在台面上，解开，里面是厚厚一沓材料：房产证复印件、拆迁通知书、补偿协议、银行转账记录……每份材料都用塑料文件夹装好，按时间顺序排列得整整齐齐。

    太整齐了。

    整齐得不像一个七十多岁、没什么文化的老农民能整理出来的。

    陈清泉拿起最上面那份补偿协议，快速浏览。条款很规范，签字盖章齐全，金额一栏写着“陆拾万元整”。

    他又看银行转账记录，到账金额确实是六十万。

    “郑大爷，协议上是六十万，银行记录也是六十万，您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