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半，天色已经完全黑透。

    陈清泉站在法院地下停车场的阴影里，身上套着一件灰扑扑的旧夹克——是从办公室储物柜翻出来的，不知道哪个法警落下的，袖口磨损得起了毛边，衣襟上还有几处洗不掉的油渍。

    脚上换了双半旧的解放鞋，鞋底沾着干涸的泥巴。

    他对着后视镜看了看自己。昏暗的光线下，镜子里的人完全没了白天那副“陈院长”的派头：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刻意没洗干净的胡茬，再加上这身行头，活脱脱一个下岗工人或者进城务工的农民。

    “像吗？”他问身后的聂开志。

    聂开志拎着个黑色的工具包，穿着一身电工服，闻言点点头：“像，陈院。不过您这鞋太新了，得踩点泥。”

    说着，他从墙角抠了块湿泥，抹在陈清泉的鞋帮上。

    陈清泉低头看了看，鞋面顿时显得破旧了许多。他笑了笑：“你小子还挺细心。”

    “在法院待久了，看人先看鞋。”聂开志低声说，“信访办那些真老百姓，鞋上要么是泥，要么是灰，没有像您平时穿的那种一尘不染的皮鞋。”

    这话说得实在。陈清泉拍拍他的肩膀：“车呢？”

    “在B区，一辆旧面包车，没牌照。”聂开志领着陈清泉穿过停车场，“老刀找的，说这种车进棚户区不扎眼。”

    面包车确实很破，白色车身上满是划痕和锈迹，前保险杠用铁丝绑着，一侧车灯碎了，用透明胶粘着。聂开志坐进驾驶座，发动车子，引擎发出拖拉机般的轰鸣声。

    “这车能开？”陈清泉皱眉。

    “能，就是动静大了点。”聂开志挂挡，车子颤巍巍地驶出停车场，“老刀说了，这种车最安全，警察不查，混混也不抢。”

    陈清泉没再说话。他看着窗外飞快掠过的街景——从灯火通明的市中心，逐渐过渡到灯光昏暗的老城区，最后驶入一片完全不同的区域。

    棚户区。

    京州的“城市伤疤”。

    车子拐进一条勉强能容两车并行的土路，路面坑坑洼洼，积水在车灯照射下泛着油光。

    路两旁是密密麻麻的违章建筑：铁皮搭的窝棚，砖头垒的矮房，甚至有用塑料布和木棍撑起的帐篷。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空中交织，有些垂得很低，几乎要碰到车顶。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煤烟味、垃圾腐烂味、公共厕所的臭味，还有廉价饭菜的油烟味。路旁的水沟里漂着各种生活垃圾，水已经发黑发臭。

    聂开志开得很慢，车灯扫过路边。陈清泉看见几个赤膊的男人蹲在门口抽烟，眼神麻木；看见妇女在公用水龙头前洗衣服，盆里的水浑浊不堪；看见孩子光着脚在泥地里追逐，浑身脏兮兮的。

    他的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攥紧了。

    前世作为律师，他见过贫困，见过不公，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是2013年，一个省会城市的边缘，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到了。”聂开志把车停在一个废弃的砖厂空地上，“前面路太窄，车进不去。光明里就在前面两百米。”

    陈清泉推开车门，脚踩进泥泞里。泥水立刻淹没了鞋帮，冰凉的触感从脚底传来。

    “几点了？”他问。

    “八点十分。”聂开志看了眼手表，“棚户区睡得早，这会儿大部分人都回家了。”

    “走。”

    两人一前一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没有路灯，只有各家窗户里透出的昏黄灯光，勉强照亮脚下的路。地上到处是垃圾和积水，稍不留神就会滑倒。

    走了大约五分钟，聂开志停下脚步，指了指前方：“那就是光明里。”

    那是一片更密集的棚户区，房子挨着房子，过道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

    大多数房子只有一层，屋顶盖着石棉瓦或油毡，墙壁是砖头抹上水泥，很多已经开裂。

    有些房子甚至连门都没有，只挂着一块破布帘。

    陈清泉数了数门牌号——26号、28号、30号……

    32号在最里面，是一间相对“体面”的房子：红砖墙砌得还算整齐，有个真正的木门，窗户上还装了玻璃，虽然玻璃已经裂了，用胶带粘着。

    门缝里透出灯光。

    陈清泉和聂开志躲在一堆废弃的砖头后面，借着夜色掩护，盯着那扇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棚户区渐渐安静下来，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婴儿的哭声、还有远处野狗的吠叫。夜风带着寒意，吹得人直打哆嗦。

    陈清泉看了看表：八点四十五分。

    就在他以为今晚要白等的时候，远处传来了脚步声。

    两个人，一男一女，相互搀扶着，从土路那头走来。虽然天黑看不清脸，但从走路的姿态，陈清泉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白天那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