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泉站起身，再次走到窗边。

    这一次，他没有背对聂开志，而是侧身站着，半边脸在灯光下，半边脸在阴影里。

    “聂开志，”他开口，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空气里，“你知道为什么法律有时候像个笑话吗？”

    聂开志看着他。

    “因为握法槌的人，”陈清泉转过头，目光像刀一样落在聂开志脸上，“膝盖是软的。”

    聂开志浑身一震。

    “一有领导打招呼，就‘研究研究’；一有关系人递话，就‘酌情考虑’；一有上面施压，就‘顾全大局’。”

    陈清泉一字一句地说，“法槌敲下去，敲的不是法律，是人情，是关系，是利益。这样的判决，当事人能服吗？老百姓能信吗？”

    他走回办公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俯身看着聂开志。

    “我要你做的，不是去得罪人。是记下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记下来。哪个案子，什么时候，谁打了招呼，说了什么，最后怎么判的。全都记下来。”

    聂开志咽了口唾沫，喉咙干得发疼。

    “然后呢？”他问，“记下来……然后呢？”

    “然后，”陈清泉直起身，眼神望向窗外，望向那座灰蒙蒙的城市，“等有一天，等该看到的人看到，等该来的时候到来。”

    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当然，也有可能，永远等不到那一天。这些记录，可能永远只会锁在某个抽屉里，最后和锁它的人一起，烂掉。”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聂开志听出了里面的重量。

    他低下头，看着地上散落的文件。那些纸张上印着密密麻麻的字，记录着别人的命运，也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另一面。那些他平时不敢看、不敢想的一面。

    他知道陈清泉在做什么。

    这不是普通的“工作安排”，这是一场赌博。赌的是时机，赌的是人心，赌的是那个“该来的时候”真的会来。

    而他，聂开志，一个普通的书记员，月薪四千二，母亲刚进慈善项目的穷小子，被拉上了这张赌桌。

    他可以拒绝。

    他可以找个理由——能力不够、时间不够、怕惹麻烦——随便什么理由，陈清泉应该不会逼他。毕竟，这种活儿，找谁干不是干？何必非要找他这个要背景没背景、要关系没关系的小人物？

    但……

    他抬起头，看向陈清泉。

    陈清泉也在看他，眼神里没有任何逼迫，甚至没有任何期待。那是一种……近乎冷漠的平静。仿佛在说：你可以选，选哪条路都行，我无所谓。

    聂开志忽然想起很多事情。

    想起母亲确诊那天，他蹲在医院走廊里哭，护士走过来，不是安慰他，而是催他交费。

    想起为了借钱，他挨个给亲戚打电话，那些平时客客气气的长辈，不是“手头紧”，就是“最近也困难”。

    想起在法院这四年，他见过太多——见过当事人跪在法院门口哭求，见过律师拿着厚厚的红包往法官办公室塞，见过那些“有背景”的案子，起诉书还没写，结果就已经定了。

    他也见过陈清泉。

    从前的陈清泉，和现在的陈清泉。

    从前那个陈清泉，会在山水庄园“学外语”，会在酒桌上跟人称兄道弟，会对领导点头哈腰，会对下属爱搭不理。

    现在这个陈清泉，会亲自接待信访的老夫妇，会帮工人讨薪，会自掏腰包给下属的母亲找医疗资源，会坐在大排档里跟公安局局长说“为了太平日子”。

    哪个是真的？

    或者，都是真的？

    聂开志不知道。

    但他知道，眼前的陈清泉，给了他母亲一条活路。

    而这条活路，在现在这个社会，值多少钱？

    无价。

    至少，对他聂开志来说，无价。

    他深吸一口气，弯腰，捡起地上散落的文件。一张，两张，三张……他把它们整理好，摞整齐，然后抱在怀里。

    纸箱里的其他文件，他也一摞一摞地拿出来，抱在怀里。

    很快，他怀里就堆满了文件，高得几乎遮住他的脸。

    “陈院，”他开口，声音还是有些抖，但比刚才稳多了，“这些……我拿回去看。需要……需要多长时间？”

    陈清泉看着他，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变化。

    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有欣慰，有沉重，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歉意。

    “不急。”他说，“三个月，够吗？”

    “够。”聂开志点头，“我会……我会仔细看。每个案子都看。”

    “注意保密。”陈清泉提醒，“这些卷宗，本来不该流出档案室。我以‘调研需要’的名义借出来的，你明白吗？”

    “明白。”聂开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