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二，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

    上午九点刚过，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深秋的寒风吹得人直缩脖子，排队的人群里多是些穿着朴素的农民工，有的裹着脏兮兮的军大衣，有的穿着单薄的工装，脚上的胶鞋沾满了干涸的泥点。

    他们互相挤挨着取暖，嘴里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团的雾。

    信访接待室是一间不到三十平米的房间，墙上贴着“依法信访、文明信访”的标语，字迹已经有些褪色。

    靠墙摆着几张长条木椅，漆面斑驳，露出底下发黑的木头。

    房间尽头是一张办公桌，桌上堆着高高的登记簿，一个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正低头记录着什么。

    今天值班的是立案庭的副庭长老李，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他坐在办公桌后面，一边听着来访者诉说，一边在登记表上飞快地写着，眉头皱得很紧。

    “李法官，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说话的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皮肤黝黑，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他叫王建国，是这批讨薪民工里带头的。

    此刻他正站在办公桌前，手里紧紧攥着一沓皱巴巴的纸——那是工资欠条、劳动合同、还有手写的工时记录。

    “我们在‘锦绣花园’工地干了半年，说好完工就结账，现在楼都封顶三个月了，一分钱没见着！”王建国的声音又粗又哑，像是砂纸磨过木头，“去找包工头，他说开发商没给钱；去找开发商，人家说早把钱打给总包了。推来推去，我们三十几个人，家里都等着米下锅呢！”

    老李推了推眼镜，接过那些材料，一页一页地翻看。

    欠条上确实有签名，还有红色的手印。工资金额加起来有八十多万，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是天文数字。

    “包工头叫什么？”老李问。

    “丁老三！”旁边一个年轻些的民工抢着说，“都说他是丁市长的亲戚，横得很！我们去要钱，他手下人还动手打人！”

    他说着掀起袖子，胳膊上有一道淤青。

    老李的手顿了顿。

    丁老三。这个名字他听过。

    不仅听过，还知道得挺清楚——丁义珍副市长的远房表弟，在建筑行业混了十几年，专门接些政府工程和地产项目的活儿。

    人粗鲁，手段野，但因为有个当副市长的表哥，这些年倒也混得风生水起。

    这种案子，最难办。

    老李抬起头，看了看眼前这群民工。他们的眼神里有急切，有愤怒，更多的是无助。

    那种眼神他见过太多——在法院工作三十年，每年冬天都会见到这样的眼神。

    像是掉进冰窟窿的人，拼命想抓住什么，哪怕只是一根稻草。

    “材料我先收下，”老李尽量让语气温和些，“你们回去等通知。按程序，我们先立案，然后发传票给被告，组织调解……”

    “等？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王建国急了，“李法官，我们等不起了！老张家媳妇快生了，等着钱去医院；小李家孩子上学要交学费；我老娘还在医院躺着，一天好几百的药费！再等下去，要出人命的！”

    他说话时，眼圈红了。

    身后的民工们也跟着骚动起来，七嘴八舌地说着各自的难处。声音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动。

    老李站起身，想安抚几句。

    就在这时，门开了。

    陈清泉走进来。

    他今天穿了件深灰色的法官制服，没披法袍，但肩章上的天平徽章在灯光下微微反光。

    他本来是去隔壁会议室开个短会，路过信访室时听到里面的动静，就顺道进来看看。

    “陈院长！”老李连忙招呼。

    陈清泉点点头，目光扫过房间里的民工。那些面孔，那些眼神，他太熟悉了——前世王宗义代理过的无数案件中，见过太多这样的面孔。

    “怎么回事？”他问。

    老李简单说了情况，把材料递给陈清泉。

    陈清泉翻看着那些欠条、合同、工时记录。字迹潦草，纸张粗糙，但每一个手印都按得实实在在，像是用尽全身力气按下去的。

    他能想象出，这些民工在按手印时，心里怀着怎样的期待——干了活，就能拿到钱，就能让家人过个好年。

    可现实往往不是这样。

    “丁老三……”陈清泉念着这个名字，脑海里迅速调出相关信息。

    从聂开志前段时间整理的“观察名单”里，他见过这个名字。

    丁义珍的表弟，山水集团不少项目的分包商，手下养着一帮打手，专门对付讨薪的民工。

    前年有个民工被他的人打断了肋骨，最后私了，赔了五万块钱了事。

    “立案了吗？”陈清泉问老李。

    “正准备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