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七点半，城西的天还是灰蒙蒙的。

    昨儿夜里下了场雨，不大，淅淅沥沥的，到天亮才停。红星机械厂区的水泥路面上积着一洼洼的雨水，映着灰蒙蒙的天光。

    路两旁的法国梧桐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像干枯的手掌。

    三车间的门敞开着。

    这车间是九十年代援建时盖的，挑高九米，屋顶是弧形钢架结构，上面铺着石棉瓦。二十来年了，钢架锈得厉害，有些地方锈穿了，雨水顺着漏下来，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墙面是红砖砌的，原先刷的绿漆已经斑驳脱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块。

    车间里空旷得吓人。

    靠墙摆着一排排机床，大的小的，高的矮的，都盖着防尘布。布是军绿色的帆布，洗得发白，有些地方破了洞，露出底下黑乎乎的机器轮廓。

    地上散落着各种零件、螺丝、废铁片，还有不知谁扔的烟头、破手套、旧报纸。空气里有股浓重的铁锈味、机油味，混合着雨天特有的霉味和潮气。

    车间中央，工人们搬来了几十条长板凳。

    都是那种老式的木条凳，厂里开大会时用的，凳子腿磨得光滑，有些还缺了角。三百多人坐在那儿，黑压压的一片。

    大多数是男人，五六十岁年纪，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或者深色的夹克。脸上有皱纹，手上有老茧，头发花白的居多。女工少一些，坐在后排，也都穿着朴素的衣服，头发梳得整齐。

    烟雾在车间里缭绕。

    很多人抽烟，便宜的卷烟，味道呛人。烟雾在从屋顶漏洞透下的光线里缓缓上升、盘旋，像某种有形的愁绪。咳嗽声此起彼伏，有人掐了烟，用脚碾灭，但很快又有人点上。

    没人说话。

    大家都在等。

    老秦头坐在第一排正中间。他今天穿了件藏蓝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双手放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笔直。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睛很亮，时不时抬头看看车间门口。

    他旁边坐着聂开志。

    聂开志今天没穿法院的制服，就一件普通的夹克，牛仔裤。他显得有些紧张，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

    眼睛扫过在场的工人——这些人，他大多不认识，但感觉熟悉。就像他父亲，像他舅舅，像这个城市里千千万万的老工人。

    早上五点半他就来了，帮着搬凳子，清扫地面，还在门口贴了张纸：“红星厂职工代表会议”。字是他写的，不算好看，但工整。

    小崔、老刀、周倩也来了，分散坐在工人中间。他们不是代表，是观察员，负责记录现场情况，注意特殊反应。

    七点五十。

    车间外传来汽车引擎声。

    两辆车，一辆黑色的轿车，一辆法院的公务车，停在车间门口。车门打开，陈清泉下来。

    他今天穿得很简单：深灰色夹克，黑裤子，皮鞋擦得干净，但不亮。手里拿着个牛皮纸档案袋，鼓鼓囊囊的。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是法院办公室的，帮忙提着投影仪和幕布——这设备在红星厂显得格格不入。

    陈清泉站在车间门口，往里看。

    三百多双眼睛齐刷刷看向他。

    目光里有期待，有怀疑，有麻木，也有敌意。

    他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皮鞋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嗒、嗒”的声响，在空旷的车间里回响。工人们自动让出一条道，他走到车间中央，那里有台废弃的龙门铣床，是车间里最大的设备，床身高两米多，台面平整。

    陈清泉把档案袋放在台面上，然后双手一撑，翻身爬了上去。

    动作不算利索，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台面上有油渍，他站稳后，拍了拍手上的灰。

    现在，他比所有人都高。

    站在两米高的机床上，俯视着三百多工人。早晨的光从屋顶的破洞漏下来，照在他脸上，一半明，一半暗。

    “我叫陈清泉。”

    他开口，声音不大，但车间里很安静，每个字都听得清楚。

    “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下面有轻微的骚动。有人交头接耳，有人皱眉，有人冷笑。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陈清泉继续说，“法院的人来了，又能怎么样？讲一堆大道理，开一堆空头支票，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对吧？”

    没人接话。

    但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陈清泉从档案袋里拿出一沓文件，举起来。

    “今天我来，不是讲空话的。”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是来解决问题的。”

    车间里更安静了。抽烟的人都停了手，烟灰掉在地上也没人在意。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他手里那沓纸。

    陈清泉抽出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