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十点四十五分，陈清泉家。

    书房不大，十二平米左右，靠墙摆着两个顶天立地的书柜，里面塞满了书。

    法律典籍、案例汇编、党史文献，还有一些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书脊的颜色深浅不一，新旧不同，很多书页边都卷了，看得出经常翻看。

    书桌是老式的实木桌，桌面上铺着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照片。

    一张是全家福，妻子和女儿，女儿那时候还小，扎着羊角辫；一张是年轻时在政法大学的毕业照，黑白照片，几十个年轻人站成三排，意气风发；还有一张是工作后拍的，穿着法官袍，胸前别着法徽，表情严肃。

    台灯是绿色的玻璃罩子，老款式，灯座是黄铜的，已经有些氧化发黑。灯光从罩子里透出来，在桌面上投下一个温暖的光圈。

    陈清泉坐在桌后，正在看一份材料。

    是红星厂职工监督小组下午报上来的名单。

    九个人，老秦头牵头，另外八个有车间主任、退休八级工、女工代表、还有两个年轻的技术员。

    每个人的简历后面都附了简单评价，是谁推荐的，群众基础怎么样，有什么特长。

    他看得很仔细，用红笔在名字旁边做记号。

    窗外是城市的夜晚。

    这个小区是九十年代建的，六层楼，没电梯。他家在四楼，窗户对着小区的中心花园。

    这个点，花园里已经没人了，只有几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灯光昏黄，在初春的夜色里晕开一团团光晕。远处有车灯偶尔闪过，像流星划过夜空。

    很安静。

    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和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挂钟是老式的机械钟，圆盘，罗马数字，黄铜钟摆有节奏地左右摆动。钟是父亲留下的，父亲也是个政法干部，退休前在县法院工作了一辈子。

    陈清泉记得小时候，父亲书房里也有这样一个钟，滴答滴答，像时间的脚步声。

    他看完名单，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茶已经凉了，泡的是最普通的绿茶，茶叶在杯底舒展开，像一片片小舟。凉茶有股涩味，但他不在意，又喝了一口，然后继续看下一份文件。

    是土地置换的初步方案。

    城市规划院那边下午送来的，厚厚一本，有图纸，有数据，有分析。他翻到关键页，用尺子比着看规划图。

    红线标出的是红星厂现有地块，蓝线标出的是置换后的新地块——在城南新工业园区，离市区十五公里，目前还是一片荒地，但规划里写着未来有地铁，有学校，有医院。

    他拿起计算器，开始算账。

    土地面积、差价补偿、安置费标准、保障基金预留……数字在计算器的屏幕上跳动。他算得很慢，每个数字都要核对两遍。

    这不是他的专业，但他必须懂，因为三千职工在等着这些数字变成实实在在的钱。

    算到第三遍时，电话响了。

    书桌上的座机，老式的拨盘电话，铃声很响，在安静的夜里显得突兀。

    陈清泉看了眼钟：十点五十五分。

    这么晚了，谁会打电话？

    他放下计算器，拿起听筒。

    “喂？”

    “陈院长。”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低沉，带着一丝犹豫，“我是王大路。”

    陈清泉眉头微皱。

    王大路。

    这个名字，他熟悉，也不熟悉。

    熟悉是因为，王大路在汉东的商圈里是个名人。

    大路集团的老板，做过房地产，做过路桥工程，做过新能源，产业做得很大。不熟悉是因为，他们没什么私交，只在一些公开场合见过几次，点头之交而已。

    而且，王大路有个更特殊的身份——他是李达康的发小。

    李达康，市委书记，汉东的一把手。这个关系，让王大路在汉东的地位很微妙。

    一方面，他的生意确实做得大；另一方面，总有人在背后议论，说他是靠李达康的关系起来的。

    王大路自己很忌讳这个，公开场合从不提李达康，甚至刻意保持距离。

    “王总，”陈清泉声音平静，“这么晚了，有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能听见轻微的呼吸声，还有背景里隐约的音乐声——像是在某个会所或者酒吧。

    “陈院长，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王大路说，“但我刚见了一个人，觉得必须马上跟您说。”

    “谁？”

    “胡前进。”

    陈清泉的眼神锐利起来。

    胡前进被纪委带走调查，是昨天的事。按理说，他现在应该在规定地点接受调查，怎么会见到王大路？

    “他在哪儿？”陈清泉问。

    “在我这儿。”王大路顿了顿，“确切说，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