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清明前后。

    天气转暖，柳树冒了新芽，田野里的麦子开始返青。

    但山区还是冷的，尤其是祁家沟这种地方——岩台市最偏远的山村，藏在两座大山的夹缝里，进山的路只有一条，窄，坑坑洼洼，下过雨后全是泥。

    祁家沟有百十来户人家，房子多是七八十年代建的，土坯墙，灰瓦顶，有些已经歪了，用木棍撑着。

    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一条土路从村头通到村尾，路边堆着柴火垛、粪堆，几只瘦狗懒洋洋地趴着晒太阳。

    村东头的老槐树下，聚着七八个人，都是五六十岁的年纪，穿着旧棉袄，蹲着或站着，脸上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他们围着一张破木桌，桌上摊着一张发黄的土地证复印件，还有几张手画的草图。

    “这块地，我家从爷爷那辈就种，怎么就成了他祁老五的了？”

    说话的是个黑瘦老汉，叫祁老三，祁同伟的三叔。他指着草图上一块标着“三亩二分”的地，手指因为激动而发抖。

    对面是个胖些的老汉，祁老五，祁同伟的堂叔。他哼了一声：“你家种？地契上写的是谁的名字？白纸黑字，你赖不掉！”

    “地契是你后补的！当年分地时，文书是我爹去办的，我亲眼看见写的是我的名字！”

    “那你拿文书出来啊！”

    “我……”祁老三噎住了，“文书……早些年发大水，冲没了……”

    “那就是没有证据！”祁老五嗓门大了起来，“没证据就别在这儿胡搅蛮缠！”

    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周围人劝的劝，拉的拉，但谁也不让谁。

    这纠纷，已经三年了。

    起因是村后山脚下那块三亩二分地。祁老三说他家祖辈就在那种玉米、红薯，祁老五说是他爹当年开荒开出来的，有地契为证。

    村里调解过，乡里也来过人，都没解决。两家为此打过架，报过警，还闹到过法院，但因为证据不足，一直搁着。

    现在，又到了春耕时节。

    地荒着，谁也不敢种，怕种了又被对方毁了。两个老人就这么耗着，耗得筋疲力尽，也耗尽了最后那点亲情。

    “要我说，”旁边有人叹气，“要是同伟能说句话……”

    “同伟是厅长，管全省公安的大事，哪能管这点鸡毛蒜皮？”祁老三摇头，“再说了，他……他也不方便管家里的事。”

    众人都沉默了。

    祁同伟是祁家沟出的最大的官，省公安厅长。

    村里人都觉得脸上有光，但也不敢轻易去麻烦他。

    官越大，越要避嫌，这个道理，山里人也懂。

    正吵着，村口传来汽车引擎声。

    两辆车，一辆黑色的法院公务车，一辆白色的SUV，沿着土路颠簸着开进来。车身上溅满了泥点，轮胎上裹着厚厚的泥浆。

    车在槐树下停住。

    车门打开，陈清泉先下来。他今天没穿法官服，就一件普通的夹克，牛仔裤，运动鞋——聂开志建议的，说进山村，穿得太正式不方便。

    后面跟着聂开志、周倩，还有一个年轻法官，是法院民庭的小王，专门处理土地纠纷的。

    村民们没见过这阵仗，都愣住了。

    陈清泉走到桌前，看了看桌上的图纸，又看了看围观的村民。

    “各位老乡，我是市法院的陈清泉。”他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听说咱们祁家沟有块地的纠纷，拖了三年没解决。今天我们来，就是帮大家把这事弄清楚。”

    祁老三和祁老五对视一眼，都愣住了。

    法院的人？还亲自到村里来？

    “你……你们真是法院的？”祁老三不敢相信。

    聂开志拿出工作证：“这是陈院长，市法院副院长。我们专程来的。”

    村民们这才信了，议论纷纷。

    “副院长？这么大的官……”

    “专门来给咱们解决纠纷？”

    “会不会是……同伟叫来的？”

    陈清泉没理会议论，直接进入工作状态。

    “谁是祁老三？谁是祁老五？”

    两个老汉站出来。

    “地是哪一块？带我去看看。”

    一行人往村后山脚走。

    路不好走，田埂窄，刚下过雨，泥泞得很。陈清泉走得很小心，但还是滑了一下，聂开志赶紧扶住。

    “陈院长，您慢点。”

    “没事。”

    走到那块地前。

    地不大，三亩多，长方形，靠着山脚。地里的荒草已经长起来了，有半人高，枯黄一片。地头立着两块石头，一块刻着“祁三”，一块刻着“祁五”，显然是两家各自立的界桩。

    陈清泉让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