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傍晚六点半。

    省委常委院坐落在城东的栖凤山下，是一片闹中取静的所在。

    几十栋二层小楼错落分布在绿树掩映中，楼间距很大，私密性好。

    每栋楼都带着小院，院里种着花草，有的还搭了葡萄架。傍晚时分，各家厨房飘出饭菜香，混合着院子里晚开的海棠花香，有一种世俗的安宁。

    三号楼是省委副书记高育良的家。

    院子不大，但打理得精致。东墙角种着一丛竹子，青翠欲滴；西边是个小池塘，养着几尾锦鲤，在暮色中偶尔甩尾，荡开一圈涟漪。正屋门廊下挂着两盏红灯笼，已经亮了，在渐暗的天色里透出温暖的光。

    陈清泉站在院门口，手里提着两盒茶叶——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就是本地产的云雾茶。他犹豫了一下，才按响门铃。

    “来了。”里面传来女声。

    门开了，吴惠芬站在门口。她五十出头，保养得很好，头发挽在脑后，穿着件浅灰色的羊毛衫，系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笑容温婉，眼神清澈。

    “清泉来了，快进来。”

    “师母。”陈清泉微微躬身。

    “育良在书房，你先上去。我这儿还有个菜，马上好。”

    陈清泉换了拖鞋，走进客厅。

    客厅很大，但布置得简洁。米色的布艺沙发，原木色的茶几，墙上挂着几幅字画。最显眼的是靠墙的一排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摆满了书。

    有精装本，有平装本，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书脊颜色深浅不一，但都排列得整整齐齐。

    书房在二楼。

    楼梯是木质的，踩上去有轻微的吱呀声。陈清泉上到二楼，书房的门半掩着，透出暖黄色的灯光。他敲了敲门。

    “进来。”

    推门进去。

    书房比客厅小一些，但书更多。三面墙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架，中间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桌，桌上堆满了书和文件。

    窗边摆着一对单人沙发，中间是个小茶几。高育良坐在其中一张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戴着老花镜，正低头看着。

    “老师。”陈清泉轻声说。

    高育良抬起头，摘下眼镜。

    “清泉啊，坐。”

    陈清泉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把茶叶放在茶几上：“一点茶叶，不成敬意。”

    高育良看了一眼，笑了：“云雾茶，好。我就爱喝这个，比那些名茶实在。”

    他把手里的书合上，放在茶几上。

    陈清泉瞥了一眼封面：《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书已经很旧了，封面磨损，书页泛黄，显然是经常翻看的。

    “这书，”高育良注意到他的目光，“我看了不下十遍。每看一遍，都有新体会。”

    “老师博学。”

    “不是博学，是借古鉴今。”高育良身体向后靠，双手交叉放在腹部，“大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在历史上平平无奇的一年。但黄仁宇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碎小事，却是帝国走向崩溃的症结。”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深邃：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事，看似小事，但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可能决定方向。”

    陈清泉点点头，没说话。

    他在等高育良说下去。

    “书中写了两个人，”高育良拿起书，翻到其中一页，“海瑞和张居正。海瑞，清官，两袖清风，刚直不阿。

    但他在官场寸步难行，最终只能做个象征。张居正，能臣，锐意改革，富国强兵。但他独断专行，死后被清算，改革成果付诸东流。”

    他把书放下，看着陈清泉：

    “你说，这两个人，哪个更成功？”

    这个问题不好答。

    陈清泉想了想，谨慎地说：“从个人成就看，张居正更成功。他推行了一条鞭法，整顿吏治，为大明续命几十年。但从身后名看，海瑞更得人心，被百姓称为‘海青天’。”

    “那从为官之道看呢？”高育良追问。

    “学生愚钝，请老师指教。”

    高育良笑了，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意味。

    “为官之道，在‘度’。”他缓缓说，“海瑞太刚，不知变通，所以无用；张居正太霸，不知收敛，所以招祸。做人要学海瑞的‘清’，做事要学张居正的‘能’，但为官，要把握好中间的‘度’。”

    他端起茶几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度，就是分寸。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刚，什么时候该柔；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什么时候该灵活变通。这个度把握好了，才能在官场走得远，走得稳。”

    陈清泉静静地听着。

    书房里很安静，能听见楼下厨房传来的炒菜声，还有远处隐约的车流声。

    灯光是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