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市委常委会通过了一个重磅决定：启动“京州新城”规划。

    规划图在会议室的大屏幕上展开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新城选址在城东郊区，规划面积五十平方公里，定位是“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生态宜居示范区、创新创业引领区”。

    效果图上，高楼林立，绿树成荫，有中央公园，有湿地水系，有现代化学校和医院，像一幅未来城市的蓝图。

    但蓝图下面，是冰冷的现实：三千户拆迁。

    这三千户，分布在三个自然村：光明村、前进村、幸福村。

    都是城乡结合部的老村子，房子多是七八十年代建的，有些甚至是五六十年代的土坯房。道路狭窄，污水横流，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空中交错。按照规划，这些地方要全部推平，建写字楼、商场、住宅小区。

    消息传出的当天，三个村子就炸了锅。

    “凭什么拆我们的房子？”

    “补偿标准太低！一平米才赔三千，去哪儿买新房？”

    “我们祖祖辈辈住这儿，不搬！”

    有人开始串联，有人去信访，有人在村口挂横幅：“誓死保卫家园！”

    拆迁，在中国从来都是最敏感、最容易引爆矛盾的事。尤其是这种大规模拆迁，涉及三千户，上万人，一旦处理不好，就是群体性事件，就是惊天大案。

    李达康很清楚这一点。

    常委会结束后，他把陈清泉叫到办公室。

    市委书记办公室在市委大楼顶层，视野开阔，能俯瞰大半个城市。李达康站在窗前，背对着陈清泉，看着窗外正在扩张的城市。

    “陈院长，新城的拆迁，你怎么看？”

    陈清泉站在办公桌前，谨慎地回答：“李书记，拆迁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必须依法依规，稳妥推进。”

    “依法依规……”李达康转过身，“话谁都会说。但怎么做？三千户，三个月内要完成拆迁，六个月要进场施工，时间不等人。”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份文件：“这是补偿方案初稿，你看一下。”

    陈清泉接过。方案是市规划局和国土局联合制定的，补偿标准确实不高：砖混结构每平米三千二，砖木结构两千八，土坯房两千二。而周边商品房均价，已经到六千了。

    “标准偏低。”他实话实说。

    “我知道。”李达康坐下，“但财政压力大，新城建设总投资两百个亿，拆迁补偿占了一大块。提标准，钱从哪儿来？”

    陈清泉沉默了。

    他知道李达康的风格：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新城是李达康任期内最大的政绩工程，必须推进，不能有失。但拆迁户的利益，也不能不顾。

    “李书记，”他缓缓开口，“我有个想法。”

    “说。”

    “成立一个‘司法保障专班’，法院提前介入，建立‘预审机制’。”

    李达康抬起头：“什么意思？”

    “就是在拆迁启动前，法院提前审查补偿方案的合法性；提前调解，出具《法律风险提示书》；设立‘拆迁纠纷绿色通道’，对可能出现的诉讼，快立快审快执。”陈清泉说得很快，但思路清晰，“这样，既能保证程序合法，又能及时化解矛盾，避免事态扩大。”

    李达康盯着他看了几秒。

    然后，笑了。

    “陈清泉，你这脑子，确实好使。”

    “李书记过奖了。”

    “就按你说的办。”李达康一拍桌子，“司法保障专班，你牵头。需要什么支持，直接找我。但有一条——”

    他站起来，眼神锐利：

    “三个月，必须完成拆迁。不能有强拆，不能有群体事件，不能死人。能做到吗？”

    陈清泉深吸一口气：

    “能。”

    ……

    五月中旬，“京州新城司法保障专班”正式成立。

    办公地点设在市法院，从各庭室抽调了十二名骨干法官，加上从司法局、信访局借调的调解员，总共二十人。陈清泉任组长，聂开志任副组长，周倩负责宣传记录。

    第一战，就是最难啃的骨头：光明村。

    光明村有三百多户，是三个村里最大、最穷、最乱的。村里有一条主街，两侧是密密麻麻的自建房，有的三层，有的一层，高低错落，像一堆胡乱堆放的积木。房子之间是窄巷，只能过一个人，地面坑坑洼洼，到处是垃圾和污水。

    村口的老槐树下，已经聚集了上百人。

    都是村民，男女老少都有，脸上写着警惕、愤怒、不安。有人手里拿着铁锹、锄头，虽然没举起来，但握得很紧。

    陈清泉的车开进村时，人群骚动起来。

    “法院的人来了！”

    “就是他们要拆我们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