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门敲了三遍才开。

    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穿着灰色的确良衬衫，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她戴着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很亮，看人时有种审视的味道——那是老教师特有的目光。

    “孙老师，我是市里来的陈清泉。”陈清泉微微躬身，“能进去说说话吗？”

    孙玉兰打量他几秒，侧身让开：“进来吧，不过没茶水招待了——自来水三天前就断了。”

    院子里比外面看的还糟。半边院墙塌了，碎砖堆在墙角。葡萄架下摆着个小方桌，两把凳子，桌上放着搪瓷杯，杯里还有半杯水，水底沉着泥沙。

    陈清泉没坐，先看了看院子：“这葡萄有些年头了吧？”

    “二十三年。”孙玉兰声音硬邦邦的，“我老伴种的。他走了，葡萄也快死了。”

    “移栽也许能活。”陈清泉蹲下来，抓了把土，“土质不错。孙老师，新城规划我看了，前面那片会建个街心公园。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协调，把葡萄移栽到公园里，挂个牌子——‘孙老师家的葡萄’。”

    孙玉兰愣住了，她准备好的所有对抗说辞，被这句话堵在喉咙里。

    “您教了一辈子书，桃李满天下。”陈清泉站起来，拍掉手上的土，“这葡萄就像您的学生，挪个地方，还能继续开花结果。总比埋在这废墟里强。”

    老太太眼睛有点红，但很快又板起脸：“陈同志，你不用跟我说好听的。补偿不公平，我就是不搬。”

    “那咱们聊聊补偿。”陈清泉这才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文件，“之前的方案我看过了，确实有问题。现在按新标准核算，您家房子建筑面积一百二十六平，院子四十平，临街面宽八米。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市里的实施细则……”

    他一字一句地讲，条分缕析。哪条是国标，哪条是地标，哪条有弹性空间，弹性空间怎么用。讲到最后，他推过去一张纸：“按这个算法，您能拿到这个数。”

    孙玉兰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然后她抬头：“比之前多了十二万。”

    “不是多，是本来就该这么多。”陈清泉说，“之前算错了，我代表工作组给您道歉。”

    老太太不说话了，手指摩挲着那张纸。秋风穿过破院墙，吹得纸角哗哗响。

    “我儿子……”她突然开口，“我儿子说，按政策就该这么多。可拆迁办的人说，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

    陈清泉心里一动，面上不动声色：“您儿子在哪儿工作？”

    “市纪委。”孙玉兰语气里有骄傲，也有苦涩，“干了八年了，还是科员。”

    “纪委是个好单位。”陈清泉像是随口接话，“现在反腐力度大，正需要坚持原则的干部。能在那儿待八年，说明您儿子行得正，坐得直。”

    这话说到了老太太心坎里。她终于露出今天的第一个笑容，虽然很淡：“那孩子，就是太直。前年举报他们部门领导，证据确凿，可最后……领导调走了，他还在原地踏步。”

    陈清泉点点头，没接这个话茬。他站起来，看着二楼窗户：“孙老师，我能上楼看看吗？有些结构问题，要现场确认才能算准补偿。”

    楼上更简陋，但收拾得干净。书架上全是教育类书籍，墙上挂着褪色的奖状——“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陈清泉的目光扫过书桌，桌上摊着本相册，翻开的那页是全家福：年轻的孙玉兰，她的丈夫，还有个戴红领巾的男孩。

    照片下面压着张工作证，露出一角。陈清泉视力好，看见了名字：孙浩，市纪委信访室。

    他没动任何东西，只是仔细看了房子的梁柱结构，测量了几处尺寸。下楼时，他对孙玉兰说：“孙老师，二楼的主梁是硬木的，这种材料现在很少见了，可以折算一部分补偿款。我回去重新核算，明天给您最终方案。”

    “陈同志，”孙玉兰送他到门口，突然问，“你……不怕得罪人吗？”

    陈清泉站在门槛外，回头笑了笑：“孙老师，我按政策办事，能得罪什么人？”

    他走了，背影在废墟间渐渐模糊。孙玉兰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关上门。

    ……

    回去的车上，陈清泉一直闭着眼。周倩忍不住问：“陈院，孙老师会签吗？”

    “会。”陈清泉没睁眼。

    “您这么确定？”

    “老太太在乎的不是钱，是公平。”陈清泉说，“她儿子在纪委八年没动，为什么？因为举报了领导。这种人家庭，最恨的就是不公平。你给她公平，她就讲理。”

    周倩若有所思。车开到市区时，陈清泉突然说：“小周，你去市纪委附近转转，拍几张外景。就说要做新城建设的专题报道，需要点城市风貌素材。”

    这话说得随意，但周倩懂了。她点头：“好，我下午就去。”

    第二天一早，陈清泉带着最终方案又去了工地。这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