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日的清晨，光明里是在一阵尖锐的鸟叫声中醒来的。

    那种叫声不是寻常的麻雀或鸽子，而是几只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乌鸦，停在社区中心那棵枯了半边的老槐树上，“嘎—嘎—”地叫着，声音嘶哑难听，像用砂纸摩擦铁皮。

    五点半，天还黑着，只有东边天际透出一抹惨淡的鱼肚白。

    雾气很重，湿漉漉地贴着地面流动，把坑洼不平的水泥路浸得一片深色。

    郑建国醒得比乌鸦还早。

    他躺在硬板床上，睁着眼，盯着天花板上那一道裂缝。

    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座，像一道黑色的闪电，把泛黄的天花板劈成两半。已经看了三个月，闭着眼睛都能在脑子里描出它的走向。

    老伴在厨房弄早饭，锅碗碰撞的声音很轻，但还是清晰地传进卧室。

    大米粥的香味混着咸菜的气息，从门缝里飘进来。郑建国没动，就那么躺着，直到窗外天色从鱼肚白变成灰白，才慢慢坐起身。

    床头的闹钟指向六点十分。

    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夹克——这是当年检察院发的工作服，领口已经磨出了毛边，但洗得干干净净。

    又套上一条深灰色长裤，裤腿有些短了，露出半截穿着旧棉袜的脚踝。最后是那双穿了五年的黑布鞋，鞋底磨得几乎透明，走起路来没什么声音。

    洗漱完，他坐到餐桌前。一碗稀粥，一碟咸菜，半个馒头。老伴把粥推到他面前，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郑建国端起碗，稀里呼噜地喝起来，喝得很快，像是完成任务。

    “今天……”老伴终于开口，声音小心翼翼，“真要那样？”

    郑建国没抬头：“嗯。”

    “陈老那边……”

    “陈老说了，这是最后的机会。”郑建国放下碗，碗底磕在木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沙书记来汉东，第一轮调研就到光明里。要是这次还不把事儿捅上去，以后就再没机会了。”

    老伴眼圈红了：“可你这么闹，万一……”

    “万一什么？”郑建国打断她，声音陡然提高，“我都六十多了，半截身子入土的人，还怕什么？厂子没了，退休金不够吃药，房子还要被拆——他们给的那点补偿款，连个厕所都买不起！我不闹，等着睡大街？”

    老伴不说话了，低头抹眼泪。

    郑建国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心里一阵烦躁，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麻木的悲凉。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冷空气灌进来，带着深秋早晨特有的清冽和铁锈味。

    窗外，社区渐渐有了动静。

    几个老人提着鸟笼慢悠悠地往小公园走，笼子里的画眉叫得清脆。送奶工骑着三轮车，车斗里的玻璃瓶叮当作响。早点摊冒出白色的蒸汽，油条在锅里翻滚，炸成金黄。

    一切如常。

    但郑建国知道，今天不一样。

    他看到了那辆白色的法院公务车——一辆半旧的依维柯，正从社区入口缓缓开进来，轮胎碾过坑洼路面，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

    车子开到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停下，车门拉开，下来几个人。

    第一个下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深色夹克，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郑建国认识他——杜东阳，京州中院刑庭庭长，上次机床厂工伤案就是他办的。

    报纸上登过他的照片，配的标题是“铁面法官为民做主”。

    接着下来一个年轻女法官，看着不到三十岁，扎着马尾，穿着合身的制服，手里抱着一摞文件。

    再后面是个男书记员，瘦高个子，戴眼镜，搬着一箱办公用品。最后是两个法警，穿着警服，但没有佩枪，只是维持秩序的样子。

    几个人在服务中心门口忙活起来。那个年轻女法官从车里取出一卷红色的横幅，和书记员一人扯一头，展开。

    横幅很长，红底白字，上面写着：“京州市法院巡回法庭驻点服务站”。

    他们把横幅挂在服务中心门口的上方。书记员爬上梯子，女法官在下面扶着，杜东阳退后几步，眯着眼看位置：“往左一点……再左一点……好，可以了。”

    横幅挂正了，红得刺眼。

    郑建国盯着那横幅，嘴角慢慢扯出一个冷笑。

    演戏。

    全是演戏。

    他转身回到屋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本子是牛皮纸封面，边角已经磨得发毛。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日期、人名、事由——都是这三个月来，他找过的部门，见过的领导，递过的材料。

    区信访办，去了七次。

    市信访局，去了五次。

    区法院，去了三次。

    市中院，去了两次。

    每次都是同样的答复：正在研究，请耐心等待；符合政策，补偿合理；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