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二日，下午两点五十分。

    光明里社区那条主干道——如果那能算主干道的话——是一条宽度不到六米的水泥路。

    路面年久失修，裂缝像蛛网般蔓延，雨水积在低洼处，形成一个个浑浊的小水坑，映着灰蒙蒙的天空。

    路两旁的建筑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红砖楼，外墙裸露着，有些地方刷了白灰，但已经斑驳脱落，露出底下暗红的砖块。窗户大多是老式的木框玻璃窗，不少人家用塑料布封着破了的玻璃，风吹过时哗啦作响。

    秋天的阳光不算烈，但透过稀薄的云层洒下来，还是把这片老社区照得无所遁形。晾晒在阳台上的衣物——大多是些褪了色的床单、秋衣秋裤——在微风里轻轻晃动，像一排排褪色的旗帜。

    几个老太太坐在楼洞口的马扎上，一边择菜一边闲聊。她们面前的塑料盆里泡着菠菜，根部的泥土把水染成暗红色。谈话声不高，混着菜叶折断的脆响，在午后慵懒的空气里飘着。

    “听说今天有大领导要来？”

    “哪来的大领导会来咱们这儿？”

    “真的，居委会刘主任昨天挨家挨户打招呼，说今天下午都注意点儿，别乱堆东西，别吵吵。”

    “嗬，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正说着，远处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

    不是一辆，是三辆。黑色的轿车，车型普通，但开得很稳，轮胎碾过路面坑洼时，减震器发出沉闷的“咕咚”声。车子没有鸣笛，就那么安静地驶入社区，在路口减慢了速度。

    老太太们停下了手里的活儿，伸长脖子看。

    第一辆车在离她们二十多米的地方停下了。车门打开，先下来一个年轻男人，三十出头，穿着深色夹克，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他快步走到第二辆车旁，拉开后座车门。

    一只黑色皮鞋踏出，踩在水泥路面上。

    接着，一个高大的身影钻出车厢，站直了身子。

    沙瑞金今天穿着深蓝色的夹克，同色的长裤，脚上是半旧的皮鞋。他没戴帽子，花白的头发梳得整齐，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抬眼扫视了一圈周围的环境。

    他的目光很平静，但那种平静里有一种穿透力，像X光，能把看到的东西一层层剖开，看到内里的结构。

    第二辆车副驾驶下来的是田国富。他关上车门，走到沙瑞金身边，低声说了句什么。沙瑞金点点头，迈步朝社区深处走去。

    第三辆车里下来的是两个工作人员，提着相机和录音设备，但没急着拍摄，只是跟在后面。

    这支小小的队伍，就这么走进了光明里。

    ……

    郑建国是从三楼窗户看到车队的。

    他今天一整天都没出门，就坐在家里，守着窗户。老伴劝他吃饭，他扒拉了两口就放下了筷子，说吃不下。

    其实不是吃不下，是心里憋着一股气，一股攒了三个月的、快要炸开的气。

    当那三辆黑色轿车出现在视线里时，他猛地站了起来。

    “来了。”他说。

    老伴从厨房探出头：“什么来了？”

    “沙书记。”郑建国的声音有些发颤，但很快稳住了。他转身，从桌上拿起那个牛皮纸文件袋——里面装着他三个月来搜集的所有材料：拆迁公告的复印件、补偿方案、他手写的申诉书、还有几十张照片，拍的是他家这栋小楼的内外情况，墙上的裂缝，漏雨的屋顶，发霉的墙角。

    他把文件袋紧紧攥在手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你真要去？”老伴走过来，眼圈又红了。

    “不然呢？”郑建国看着她，“等着他们把我们赶出去，睡大街？”

    “可是……”

    “没有可是。”郑建国打断她，深吸一口气，“你在家待着，不管外面发生什么，别出来。”

    说完，他拉开门，大步走出去。

    楼道里很暗，声控灯坏了很久，一直没人修。他摸着黑下楼，脚步声在空荡的楼梯间回荡，咚咚咚，像敲鼓。

    出了楼洞，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他眯了眯眼，看到那支队伍已经走到社区中心的小广场了。

    沙瑞金走得不快，一边走一边看。他看到路边堆放的建筑垃圾——几袋水泥已经硬化了，破沙发露出了海绵，生锈的自行车架；看到墙上用红漆刷的“拆”字，有些已经被雨水冲刷得模糊；看到晾衣绳上那些褪色的衣物，看到阳台上摆着的几盆半死不活的绿植。

    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眉头微微蹙了起来。

    田国富跟在他身边，偶尔低声介绍几句：“光明里社区，原是京州机床厂的职工宿舍区，八十年代初建成。机床厂破产后，这里就成了三不管地带。住户大多是下岗职工和退休老人，平均年龄六十二岁。”

    沙瑞金点点头，没说话。

    几个在广场上晒太阳的老人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