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三日，立冬前两天。

    傍晚五点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深秋的黄昏来得早，太阳早早地沉到西边的山脊后面，只留下半片暗红色的晚霞，像一块浸了血的绸缎，挂在铅灰色的天幕上。

    风刮得紧，带着湿冷的寒意，卷起满地的落叶，在街道上打着旋儿，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省委家属院深处，一栋三层的小楼里，二楼书房亮着灯。

    高育良坐在宽大的紫檀木书桌后，手里拿着一本书，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书翻开了三分之一处，但他已经很久没有翻页了。

    他的目光落在书页上，眼神却有些飘忽，心思显然不在书上。

    书房很大，三面墙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架，密密麻麻摆满了书。

    政治、历史、法律、哲学、文学……什么都有，而且很多都是线装古籍，书脊上贴着泛黄的小标签，写着书目。

    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墨香和旧纸张特有的味道。

    桌上摆着一套紫砂茶具，茶杯里的茶已经凉了，表面凝着一层薄薄的油膜。

    烟灰缸里有三四个烟头，都是上好的中华烟，但只抽了半截就被摁灭了。

    高育良放下书，揉了揉眉心。

    这几天，他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

    说不清是什么，就是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沉闷，像地震前的微小颤动，像深夜里的脚步声——你知道它来了，但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走到你面前。

    这种不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好像是……从陈清泉那份关于丁义珍的举报材料送到省纪委开始？

    不，更早。

    从陈清泉开始“转型”开始——那个曾经在山水庄园“学外语”的油腻法官，突然变成了一个为民请命、铁面无私的“青天”。这件事本身就透着诡异。

    高育良不信人会突然变好。

    在他的政治哲学里，人只有两种：一种是还没暴露本性的，一种是已经暴露本性的。没有从坏变好这回事——除非有更大的图谋。

    陈清泉在图谋什么？

    高育良想过很多种可能：想往上爬？想抱沙瑞金的大腿？想洗白自己？甚至……想报复？

    都有可能。

    但最让他不安的，是陈清泉最近的几个动作——处理大风厂案，推动老旧小区改造，举报丁义珍……这些事单看都没问题，甚至值得表扬。但连起来看，就像一张网，正在缓缓收紧。

    而丁义珍，似乎就在这张网的中央。

    高育良又点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

    烟雾在灯光下盘旋上升，模糊了他的脸。

    他想起了前天晚上和祁同伟的对话。

    那是在一家很隐蔽的私人会所，只有他们两个人。祁同伟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酒喝得比平时多。

    “老师，丁义珍那边……可能要出事。”祁同伟说，声音压得很低。

    “出什么事？”高育良问。

    “不清楚，但我感觉不对。”祁同伟说，“他最近在大量变现资产，还找人办假护照……看样子，是想跑。”

    “跑？”高育良心里一紧，“跑哪去？”

    “还能去哪？国外呗。”祁同伟苦笑，“老师，您知道他的事吗？”

    “知道一些。”高育良说，“但不知道具体。”

    “具体……”祁同伟摇摇头，“我也不全知道，但肯定不小。光是光明路那块地，他就吃了不下这个数。”

    他伸出一只手，五指张开。

    五千万？五个亿？

    高育良没问，但心里有数。

    “那你怎么打算？”他问祁同伟。

    “我能怎么打算？”祁同伟又喝了一口酒，“他要跑，我拦不住。但我怕……他跑不了。”

    “为什么？”

    “陈清泉。”祁同伟吐出这个名字，像是吐出一根刺，“那个王八蛋，一直在盯着丁义珍。我听说，他的人在机场布控了。”

    “机场布控？”高育良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哪来的权力？”

    “以法院的名义。”祁同伟说，“说是丁义珍有一起执行案没结，可能试图出境逃避执行。手续都办了，边控申请也交了。”

    高育良沉默了。

    如果陈清泉真是以这个理由布控，那程序上没问题。法院对拒不执行判决的被执行人采取边控措施，是合法的。

    但时机太巧了。

    丁义珍刚要跑，陈清泉就布控了。

    这不像巧合，更像猎人在猎物必经之路上设下的陷阱。

    “同伟，”高育良看着祁同伟，“你和丁义珍……牵扯有多深？”

    这个问题很直接，也很危险。

    祁同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