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

    “他们等了多久，你知道吗？”

    赵志刚没说话。

    “李援朝在大风厂干了三十四年，”陈清泉说，“三十四年，没请过一天假。”

    他顿了顿。

    “他女儿昨天赶到医院，哭着问他疼不疼，他不能说话，就在她手心里写字。”

    他又顿了顿。

    “他写的是：别哭。”

    赵志刚低着头。

    他看着桌上那张开庭通知。

    红字。

    公章。

    11月20日。

    “周志强，”陈清泉说，“二十二岁，进厂刚满三个月。”

    他顿了顿。

    “他母亲从塘沽坐火车来京州，在火车上站了七个小时。”

    他又顿了顿。

    “她到了医院才知道，她儿子昨晚差点没救过来。”

    他看着赵志刚。

    “你刚才说，太快了。”

    他顿了顿。

    “你觉得，这些人等了多久？”

    赵志刚没回答。

    他把钢笔拿起来。

    又放下。

    日光灯照在他脸上。

    他的脸很白。

    不是那种健康的、血气充足的白。

    是那种长期在写字楼里不见太阳、加班熬夜、靠咖啡续命的白。

    “陈院长，”他说，“我不否认，大风厂的工人很惨。”

    他顿了顿。

    “但惨，不代表山水集团有责。”

    他又顿了顿。

    “您刚才说的那些，李援朝干三十四年也好，周志强母亲站七小时也好——这些都是情感，不是证据。”

    他抬起头。

    看着陈清泉。

    “法律讲证据，不讲情感。”

    会议室里安静了。

    非常安静。

    安静到能听见墙角那堆报纸被风吹动的哗啦声。

    郑西坡的手攥紧了椅背上的军大衣。

    那个额头上贴纱布的年轻工人又想站起来。

    刘处长的拐杖顿了三下。

    笃。

    笃。

    笃。

    陈清泉没说话。

    他看着赵志刚。

    看着他那身熨得笔挺的深灰色西装。

    看着他那条勒得紧紧的深蓝色领带。

    看着他那只刻着奢侈品牌logo的银色领带夹。

    然后他开口。

    “赵律师。”他说。

    “在。”

    “你刚才说，法律讲证据，不讲情感。”

    “是。”

    陈清泉点点头。

    他把桌上那张医疗费明细拿起来。

    三十七个名字。

    三十七串数字。

    他把纸翻过来。

    背面是他刚才手写的那串数字——5000000，下面画着一条横线。

    他拿起刘处长的签字笔。

    在这串数字下面，又加了一行字。

    他写得很快。

    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音。

    写完。

    他把笔放下。

    把纸推过去。

    推到赵志刚面前。

    赵志刚低头看。

    那行字是：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

    他抬起头。

    看着陈清泉。

    “陈院长，”他说，“您这是什么意思？”

    陈清泉没回答他的问题。

    他问：

    “赵律师，你在山水集团干三年了？”

    赵志刚愣了一下。

    “是。”他说。

    “三年里，办过多少案子？”

    赵志刚顿了一下。

    “二十七个。”他说。

    “胜诉率多少？”

    “百分之八十。”

    陈清泉点点头。

    “百分之八十。”他重复了一遍。

    他顿了顿。

    “你知道我当法官二十一年，”他说，“改过多少判决书吗？”

    赵志刚没回答。

    “两百三十七份。”陈清泉说。

    他顿了顿。

    “不是因为原来的判决错了。”

    他又顿了顿。

    “是因为原来判得太轻了。”

    他看着赵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