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车停在旧厂街32号门口。

    这是一栋老式的筒子楼，六层，红砖外墙，窗户又小又暗。楼道口堆着杂物，自行车、破纸箱、煤球炉子，乱七八糟。空气里飘着一股霉味，混着油烟味，让人想捂鼻子。

    陈清泉下了车，让司机在车里等着，自己往楼道走。

    小林跟在后面，有点紧张：“陈市长，要不我先上去看看？”

    陈清泉说：“不用。”

    他走上楼，楼梯又窄又陡，水泥台阶磨得发亮，扶手锈迹斑斑。每层楼有四户，门对着门，门上都贴着春联，红的褪成了粉的，字的金边也掉了。

    三楼，302。门是木头的，漆都剥了，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门框上挂着一个奶箱，锈得看不清原来的颜色。

    陈清泉敲门。

    里面没动静。

    他又敲了几下，这次听见了脚步声，慢吞吞的，一步一步。

    门开了，露出一张脸。

    是个老头，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眼睛浑浊，穿着一件旧棉袄，袖口磨得发白。他打量着陈清泉，眼神警惕又茫然。

    “找谁？”

    陈清泉说：“您是李建国吗？”

    老头点点头：“是我。你是？”

    陈清泉说：“我是市里的，姓陈。想跟您聊聊。”

    老头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什么，像是惊讶，又像是害怕。他往后退了一步，说：“进来吧。”

    屋里不大，一室一厅，加起来二十来平。客厅摆着一张旧沙发，一个老式茶几，一台小电视。墙上挂着一张照片，黑白，一个年轻男人穿着军装，笑得阳光灿烂。

    老头让陈清泉坐下，自己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小林站在门口，没进来。

    陈清泉看着墙上的照片，问：“那是您儿子？”

    老头眼神暗了暗，点点头：“李强。2009年的事了。”

    陈清泉说：“我听说了。他...现在怎么样？”

    老头说：“在床上躺着。八年了，除了手能动，别的地方都不能动。”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里发紧，“那时候他才二十五，刚结婚，媳妇怀了孕。现在孙子都八岁了，他还没见过。”

    陈清泉沉默了几秒，说：“能跟我说说当年的事吗？”

    老头看着他，眼神里有了点戒备：“你是记者？”

    陈清泉说：“不是。我是法院的。”

    老头愣了一下：“法院的？”

    陈清泉点点头：“刚到京海不久。听说了您儿子的事，想来看看。”

    老头看着他，很久没说话。然后他低下头，搓着那双粗糙的手，声音闷闷的：“看什么？看了有什么用？八年了，告了八年的状，没人管。”

    陈清泉说：“以前没人管，不代表以后也没人管。”

    老头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有了一点光，又很快暗下去：“这话我听了八年。每次都是这样，说来看看，说要管，最后都没下文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沓纸，皱巴巴的，边缘都卷了。递给陈清泉：“你看看，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年写的材料，递上去就没音了。”

    陈清泉接过，一页一页翻。

    纸上字迹歪歪扭扭，有的是老头的笔迹，有的是别人代写的。每一份都详细记录了那天发生的事——2009年5月12日，强盛集团来拆迁，李强和他们理论，被几个人围住打。打了足足二十分钟，打得浑身是血，最后一棍子抡在脊椎上。人送医院，医生说脊髓损伤，终身瘫痪。

    有目击者证言，有医院的诊断书，有报警回执，有信访回函。证据链完整得不能再完整。

    但回函的内容，全是官话套话——“已转有关部门处理”“正在调查中”“请耐心等待”。

    八年，几十份材料，全是这几个字。

    陈清泉合上材料，抬起头，看着老头：“您有没有跟强盛集团的人接触过？”

    老头冷笑一声：“接触过。他们来过几次，说要私了，给二十万。我没同意。我儿子不能动，二十万能干什么？”

    他说着，浑浊的眼睛里有了泪光：“我不是要钱，我就是要个公道。我儿子一辈子毁了，他们就该进去坐牢！”

    陈清泉沉默着。

    老头继续说：“后来他们就不来了。再后来，我去告，就没人理了。有个律师跟我说，你告不动，他们有背景，省里都有人。我不信，我就告，告了八年......”

    他的声音低下去，头也低下去，肩膀微微颤抖。

    陈清泉看着他，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八年。

    一个人，为了一个公道，告了八年。

    八年里跑了多少趟信访办，递了多少份材料，受了多少冷眼和推诿。八年里看着儿子躺在床上，看着儿媳改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