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开了大概二十分钟，进了市区。老刀没走大路，专挑小巷子钻，七拐八拐的，最后停在一条黑漆漆的巷子里。他关了发动机，熄了灯，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甩掉了。”

    陈清泉坐在副驾驶上，心跳还没平下来。他摸了摸后脖子，湿乎乎的，是血，但不多。耳朵也疼，脸上也疼，膝盖也疼，浑身都疼。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衣服刮了好几道口子，裤腿上全是泥巴，鞋带断了一根，鞋底磨掉了一层。

    “你没事吧？”他问老刀。

    老刀摇了摇头。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台相机，打开看了看。“没事。东西都在。”

    陈清泉接过相机，翻看里面的照片。热成像仪的画面，厂房的温度，凌晨两点到四点的车流，一辆一辆的，清清楚楚。

    虽然车牌没拍清楚，但车型、颜色、时间，都记下来了。这些，就是塔寨制毒的证据。不是法庭上的证据，是给上面看的证据。是让沙瑞金、让钟小艾、让那些能拍板的人看的证据。

    他放下相机，推开车门，下了车。巷子里很安静，两边是老旧的居民楼，窗户里黑漆漆的，人都睡了。地上有一摊积水，映着天上的云，灰蒙蒙的。

    他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一枚弹壳，铜黄色的，在路灯下泛着冷光。是刚才那颗打穿后窗的子弹，落在后排座椅上，他顺手捡起来的。

    他把弹壳翻过来，看底部。上面有一行小字，是编号和型号。他认识这种弹壳——五四式手枪，警用制式。

    “果然是警匪一家。”他冷笑了一声，把弹壳装进口袋里。

    老刀下了车，走到车尾，看了看被打穿的后窗和后备箱。后备箱盖上有一个洞，边缘翻卷着，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后窗玻璃碎了三分之二，只剩边角上还挂着一片，摇摇欲坠。后排座椅上也有两个洞，里面的海绵翻出来，白花花的。

    “这车得处理掉。”老刀说，“不能开了。”

    “租的？”

    “租的。用假证件租的。明天我去还车，就说被追尾了。赔点钱的事。”

    陈清泉点了点头。他靠在车门上，点了一根烟。手还在抖，打火机打了三次才点着。他深吸了一口，烟雾在路灯下飘散，像一团鬼影。

    “老刀，”他说，“你以前在部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老刀也点了一根烟。“遇到过。比这凶的多的是。在边境缉毒的时候，毒贩的火箭筒都见过。”

    “那你怕不怕？”

    老刀看了他一眼。“怕。但怕也得干。干这个的，不能因为怕就不干。”

    陈清泉笑了。他弹了弹烟灰，看着远处那片天空。天快亮了，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淡淡的白色，像是有人在天上划了一道口子。那片白色慢慢地扩大，慢慢地变亮。城里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远处有鸡叫，有狗叫，有早起的人蹬着三轮车去菜市场的声音。

    “天亮了。”他说。

    老刀看了看表。“四点五十。再过一个钟头，太阳就出来了。”

    陈清泉把烟头掐灭，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他拍了拍身上的土，把帽子摘下来，叠好，塞进口袋里。然后拉开车门，坐进去。

    “走吧。回招待所。洗个澡，换身衣服。九点还有个会。”

    老刀上了车，发动引擎。车子在巷子里调了个头，慢慢开出去。后窗碎了，风灌进来，凉飕飕的。陈清泉把外套拉链拉到最高，缩在椅背里。

    “陈书记，”老刀忽然说，“今天晚上这事，您怎么看？”

    陈清泉沉默了一会儿。“三辆摩托车，六个人，有枪。追了我们好几公里，开了至少五枪。这不是普通的巡夜，这是追杀。”

    “他们知道是您吗？”

    “不知道。天那么黑，我又穿着便衣，他们看不出来。但他们知道有人上了瞭望台，知道有人在查塔寨。不管是谁，都要灭口。”

    老刀点了点头。“那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陈清泉闭上眼睛，“接下来，该我们出手了。”

    车子出了巷子，上了大路。路灯还亮着，照着空荡荡的街道。街上有早起锻炼的老人，穿着运动服，慢悠悠地跑着。有卖早点的小贩，推着车，停在路口，炉子上的蒸笼冒着白气。有扫马路的环卫工人，穿着橘黄色的马甲，拿着大扫帚，哗啦哗啦地扫着落叶。

    这座城市醒了，跟往常一样，安安静静的，平平静静的。没有人知道，就在几个小时前，在这座城市边缘的山上，有人开了枪，有人流了血，有人差点死在那里。

    车子停在招待所后门。陈清泉下了车，跟老刀说了声“辛苦了”，然后从后门进了楼。走廊里很安静，灯还亮着，照得墙壁惨白。他上了楼，开了门，进了房间。没开灯，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天已经亮了。东边的天际，一片金黄，太阳快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