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泉在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三天。

    这三天，他没怎么出门，没怎么见人，甚至连食堂都没去。

    罗旭让人把饭送到办公室，他扒拉两口就放下，眼睛始终盯着桌面上的那枚弹壳。铜黄色的，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像一只闭着的眼睛。

    他在等。

    等一个人，等一个时机，等那个藏了五年的老鼠从洞里钻出来。

    第一天，他把塔寨的所有公开资料又翻了一遍。工商登记、税务报表、村务公开栏的照片、林耀东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稿。这些东西，表面上干干净净，挑不出任何毛病。塔寨是纳税大户，是模范村，林耀东是人大代表，是慈善家。所有的文件都在告诉他：你搞错了，这是个好村子，这是个好人。

    第二天，他把那天晚上拍的照片和热成像图整理成了一份报告。六十七度的厂房，凌晨两点到四点的车流，三辆摩托车，六个人，五发子弹。他在报告的最后写了一行字：“塔寨村存在重大制毒嫌疑，且与本市公安系统内部人员存在关联。建议立即成立专案组，提请省厅、省纪委介入。”写完之后，他把报告锁进了抽屉里。现在还不是时候。没有内部人的证词，这份报告递上去，就是打草惊蛇。蛇一跑，就再也抓不住了。

    第三天，他开始琢磨蔡永强这个人。

    蔡永强的档案他看了三遍。四十三岁，警校毕业，干了二十年缉毒警，立过两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五年前，他的搭档李维民“自杀”之后，他就从一线退了下来，当了缉毒大队的大队长。说是大队长，实际上被架空了。队里的人不听他的，案子不让他碰，开会不叫他。他在公安局大楼里的办公室，在走廊最尽头，门牌上贴着“杂物间”三个字，一直没撕。

    档案里有一张蔡永强五年前的照片，穿着警服，站在禁毒宣传栏前面，笑得很憨。下巴上有一颗痣，眉毛很浓，眼睛不大，但很亮。五年后的蔡永强，陈清泉见过一次。那是他到任的第一天，全市干部大会，蔡永强坐在最后一排，靠墙，低着头，像一只缩在角落里的猫。散会的时候，所有人都走了，他还坐在那里。陈清泉从主席台上看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后脑勺，头发白了一半。

    一个人，五年，头发白了一半。

    陈清泉把那枚弹壳翻了个面，看着底部的编号。五四式，警用制式。五年前，李维民就是被这种枪打死的。卷宗上写着“自杀”，子弹从下颌射入，贯穿颅脑。但法医报告上有一行小字，被涂掉了，用放大镜还能看得出来——“射入角度约十五度，不符合自尽特征。”

    十五度。一个人拿枪顶着下巴自杀，枪管和身体的夹角应该在六十度以上。十五度，只能是别人开的枪。别人站在他面前，枪口朝上，顶着他的下巴，扣动了扳机。

    陈清泉闭上眼睛，想象那个画面。李维民跪在地上，或者被按在墙上，面前站着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有人在笑，有人在数钱，有人在打电话。然后枪响了，血溅了一墙。有人拍了照，有人写了报告，有人签了字。李维民就变成了“因抑郁自杀”的缉毒警，老婆改嫁了，女儿寄养在亲戚家，案子结了，档案封了。

    只有蔡永强，把那些不该存在的东西，藏了五年。

    下午四点，陈清泉给罗旭打了个电话。“罗市长，帮我约一下蔡永强。今晚八点，到我宿舍。”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陈书记，蔡永强他……您确定？”

    “确定。”

    “好，我安排。”

    罗旭的语气有点怪，像是有话想说又不敢说。陈清泉没追问，挂了电话。他知道罗旭在想什么——蔡永强在公安系统是个禁忌，谁跟他走近了，谁就有麻烦。罗旭是老好人，不想惹麻烦，但也不敢违抗市委书记的命令。

    晚上七点五十五分，陈清泉关了办公室的灯，回到宿舍。他没开大灯，只开了一盏台灯，放在茶几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门留了一条缝。他把那枚弹壳放在茶几上，旁边放着两瓶矿泉水和一包烟。烟是五块钱一包的本地烟，他在小卖部买的，蔡永强抽的那种。

    八点整，门被轻轻推开了。

    蔡永强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夹克，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头发乱糟糟的，胡子好几天没刮，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他手里提着一个铁盒子，方方正正的，跟鞋盒差不多大，锈迹斑斑的，上面缠着一圈又一圈的胶带。

    “陈书记。”他叫了一声，声音沙哑，像嗓子眼里塞了砂纸。

    “进来。关门。”

    蔡永强走进来，把门关上，还上了锁。他站在茶几前面，两只手抱着那个铁盒子，指节发白。眼睛盯着茶几上的那枚弹壳，瞳孔缩了一下。

    “坐。”陈清泉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蔡永强坐下来，腰挺得很直，但腿在抖。他把铁盒子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按着，像怕它跑了。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陈清泉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