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师父李维民还在缉毒大队当队长。那年春天，省厅下来一个线索，说塔寨村可能有人在制毒。师父带人去摸，摸了一个月，发现是真的。

    塔寨村里有三个制毒窝点，藏在工厂区里面，白天停工，晚上开工。

    用的是最先进的设备，出的货纯度很高，走的是海上通道，从塔寨码头运出去，到公海换船，然后去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蔡永强点了一根烟，夹在手指间，没抽。“师父把情况报上去了。市局很重视，说成立专案组，让他当组长。

    他高兴坏了，跟我说‘永强，这次要是办成了，东山就干净了’。我们加班加点，又摸了一个月，把制毒点的位置、出货的时间、码头的船号，全摸清了。连林耀东在塔寨祠堂里藏钱的密室，都摸到了。”

    他抽了一口烟，烟雾在灯光下飘散。“就在准备收网的前三天，师父被叫去市局开会。回来以后，整个人都不对了。

    不说话，不吃饭，关在办公室里抽烟。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永强，案子可能要黄’。我问为什么，他不说。”

    “第二天，专案组解散了。理由是‘线索不实，浪费警力’。师父去找局长理论，局长拍桌子骂他‘不懂政治’。

    他又去找市里，市里的领导找他谈话，谈了三个小时。出来以后，他脸色煞白，跟我说了一句话‘永强，塔寨的事，比我们想的要大’。”

    蔡永强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又点了一根。“我没听他的话。他让我别查了，我不听。我偷偷去塔寨外围蹲点，蹲了一个礼拜，拍到了制毒窝点的照片，记下了出货的车牌号。

    我把这些东西拿给师父看，他看了很久，然后说‘你继续查，但要注意安全’。从那天起，他就开始录视频，录音，写材料。他跟我说‘永强，这些东西，将来可能用得着。如果我出了事，你把它收好，等天亮’。”

    “那天晚上，”蔡永强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很轻，很慢，像在说一个噩梦，“那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办公室。我去了，他坐在椅子上，脸色很难看，把U盘塞给我，说了那句话。然后让我走。我走了，走到楼下的时候，听到楼上‘砰’的一声。”

    他停了很久。烟烧到了手指，他没动。

    “我跑上去，门锁着，踹开，师父躺在地上，血从下巴流出来，流了一地。手里攥着枪，五四式，警用制式。我跪在地上，抱着他，叫他的名字。他眼睛睁着，看着我，嘴在动，想说什么，说不出来。然后就闭上了。”

    “法医来了，拍照，验尸，写报告。报告上写‘自杀，抑郁症’。我看了，射入角度十五度，不是自杀。我找法医，法医说‘报告已经出了，改不了’。我找局长，局长说‘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们造假？’。我说‘我不怀疑，我有证据’。局长拍桌子‘你有什么证据？你一个缉毒警，能有什么证据？再闹，你脱衣服走人’。”

    “我没闹了。”蔡永强把烟头扔进矿泉水瓶里，嗤的一声，冒了一股白烟。“我把U盘收好，把师父留下的东西藏起来，老老实实上班，老老实实开会，老老实实当我的大队长。他们不给我案子，我就不接。他们不让我开会，我就不去。他们把我办公室搬到走廊尽头，门牌换成‘杂物间’，我就当杂物间。我等了五年，等到您来。”

    他站起来，走到茶几前面，把那个U盘拿起来，放在陈清泉手里。“陈书记，东西我交了。我的命，也交了。您要查，我打头阵。您要抓人，我第一个上。您要打塔寨，我当您的兵。”

    陈清泉握着那个U盘，没说话。他看着蔡永强，看了很久。这个人，四十三岁，头发白了一半，衣服破破烂烂的，脸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但眼睛里有火。烧了五年的火，没灭。

    “你师父的案子，”陈清泉说，“当年是谁办的？”

    “陈光荣。”蔡永强咬着牙说出这个名字，“当时的市局副局长，分管刑侦。他亲自办的案子，亲自签的字，亲自封的档。”

    “陈光荣现在在哪里？”

    “市委秘书长。林耀东的拜把子兄弟。塔寨的保护伞，头一号。”

    陈清泉点了点头。他拿起那个牛皮纸信封，撕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一沓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全是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有些地方被汗渍浸糊了。他翻了几页，看到了一串串名字、金额、日期。

    “这些，”他指着那些名字，“你都核实过？”

    “核实过。有些是我亲眼看见的，有些是听说的，有些是师父留下来的。能核实的，我都核实了。不能核实的，我也写上了，备注了‘待查’。”

    “这里面有马云波？”

    蔡永强沉默了一下。“有。马局长……他收了林耀东的钱，不多，二十万。但他不是坏人，他是被逼的。他老婆于慧，被林耀东的人下了毒，染上了毒瘾。林耀东拿这个要挟他，他没办法。”

    “没办法就可以收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