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强走后，陈清泉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堆着十几个烟头，全是蔡永强抽的。矿泉水瓶拧开了，一口没动，盖子扔在桌上。

    空气中还飘着一股劣质烟草的味道，混着汗味和铁盒子的锈味。

    他盯着那个铁盒子看了半天，盒子上的胶带撕得七零八落，盖子歪着，露出里面的旧报纸。报纸是五年前的，日期模糊了，头版上有一行标题，只看得清“东山”两个字。

    他把铁盒子收进保险柜，锁好，然后拿起手机。

    通讯录里翻到“老刀”，拨过去。响了三声，接了。电话那头很安静，没有背景音，像是躲在什么密闭的地方。

    “睡了？”陈清泉问。

    “没。”老刀的声音压得很低，“在看货。什么事？”

    “有东西要破解。U盘，加密的。能找到人吗？”

    老刀沉默了几秒。“什么级别的加密？”

    “不知道。五年前的货，普通加密，不是军用的。”

    “那行。我认识一个人，叫‘耗子’，中关村混过，现在在海口修电脑。手脚干净，嘴严。要价高，但活儿好。”

    “多久能到？”

    老刀又沉默了几秒，像是在算时间。“他现在在海口，开车过来要三个钟头。天亮了到。”

    “让他直接来我宿舍。走后面，别让人看见。”

    “明白。”

    挂了电话，陈清泉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一点二十。距离天亮还有四个多小时。他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乱哄哄的，U盘、图纸、名单、蔡永强的眼泪、李维民的死、十五度的射入角，这些东西搅在一起，像一锅粥。他想理出个头绪，但越想越乱。

    索性不想了。他睁开眼，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外面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路灯早灭了，整栋招待所黑漆漆的，连走廊的灯都关了。他记得睡觉前留了一盏廊灯，现在也灭了。是跳闸了还是被人关了？他站在窗前等了一会儿，眼睛适应了黑暗，慢慢看清了外面的轮廓。楼下的停车场，几辆车趴在那里，灰扑扑的，像一群睡着的甲虫。对面的办公楼，窗户黑着，只有门卫室的灯还亮着，一个模糊的人影坐在里面，低着头，像是在打瞌睡。

    他把窗帘拉上，回到沙发上坐下。保险柜就在茶几旁边，嵌在墙里，铁门关得严严实实的。他伸手摸了摸，冰凉冰凉的。里面的东西，李维民用命换来的，蔡永强用五年换来的，现在到了他手里。他要把这些东西变成什么？变成一份报告？变成一纸逮捕令？变成一把刀？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弹壳，手指在铜壳上摩挲。弹壳底部有一圈凹槽，是撞针击打留下的。那天晚上，开枪的人扣下扳机的时候，手上是什么感觉？是兴奋还是紧张？是习惯了还是第一次？那颗子弹从枪膛里飞出来的时候，速度有多快？八百米每秒？一千米每秒？它穿过空气，穿过树叶，穿过车玻璃，最后嵌在座椅里。如果偏了十公分，嵌在的就是他的脑袋。

    他忽然笑了。笑得很轻，很短，像是喉咙里卡了一口痰。他想起前世跳楼的时候，三十三楼，一百多米，落地的速度大概也是每秒几十米。那一跳，他什么都没想，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风在耳边呼啸。现在不一样了，他想的东西太多了。想塔寨，想林耀东，想保护伞，想蔡永强，想钟小艾，想沙瑞金，想那些躺在医院里的工人，想那些死在缉毒一线的警察。想得太多，反而不敢死了。

    他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做了个梦，梦里李维民站在他面前，穿着警服，下巴上有一个洞，血在往外流。李维民张嘴想说什么，但下巴上的洞也在动，发出嘶嘶的声音，像漏气的气球。

    他想伸手去捂那个洞，手伸过去，却摸到了一枚弹壳。铜黄色的，滚烫的，烫得他手一缩。然后李维民就消失了，只剩那枚弹壳在地上滚，滚到黑暗里去了。

    有人敲门。三下，很轻，间隔很短，像是用手指关节敲的。

    陈清泉猛地睁开眼，看了一眼手机——凌晨四点四十。天快亮了。他站起来，走到门后，侧耳听了一下。门外有两个人，呼吸声很轻，一个站得近，一个站得远。他从猫眼看出去，老刀站在最前面，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后面站着一个瘦小的男人，背着一个双肩包，包带勒得很紧，像是装了很重的东西。

    他开了门。

    老刀闪身进来，后面那个瘦小的男人也跟着进来了。门一关，老刀就把门反锁了，还挂上了防盗链。

    “陈书记，这是耗子。”老刀指了指那个瘦小的男人。

    耗子大概三十出头，个子不到一米七，瘦得像根竹竿，脸上没什么肉，颧骨突出来，眼窝凹下去，胡子拉碴的，像是好几天没睡觉。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卫衣，帽子也压着，手上戴着一双黑色的手套，指节处磨得发白。他站在门口，没动，眼睛在房间里扫了一圈，看了看窗户，看了看保险柜，看了看茶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