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泉从车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市政府家属院的路灯是老式的，灯泡发黄，照在地上跟撒了一层尿似的，昏昏沉沉的。

    三号楼下面停着几辆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一辆银色的五菱宏光，还有一辆白色的电动车，充电线从二楼窗户甩下来，吊在半空中，跟钓鱼似的。

    老刀蹲在花坛旁边，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没喝，在手指间转着玩。看到陈清泉过来，他站起来，把矿泉水往裤兜里一塞。

    “还在上面？”陈清泉问。

    “在。灯亮着，窗帘拉着，没动静。进去快一个小时了。”

    “袋子呢？”

    “提上去的。我亲眼看见的，他下车的时候手里拎着那个黑袋子，上楼的时候还拎着。进了单元门，上了楼，灯亮了，袋子就看不到了。”

    陈清泉抬头看了看五楼那扇窗户。窗帘是那种老式的碎花布，粉底白花，洗得褪了色，从外面看进去，只能看到模糊的人影在动。一个影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从这头到那头，从那头到这头，像是困在笼子里的野兽。

    “你在这儿等着。”陈清泉说。

    “陈书记，”老刀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我跟你上去？”

    “不用。你在楼下看着。如果有人来，打电话。”

    老刀点了点头，又蹲回花坛旁边，把那瓶矿泉水掏出来，继续在手指间转。

    陈清泉进了单元门。楼道里很暗，灯是声控的，他跺了一下脚，头顶的灯亮了，惨白惨白的，照在墙上，墙皮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的红砖。楼梯是水泥的，没铺瓷砖，台阶边缘磨得发亮，是走了太多年磨出来的。扶手上落了一层灰，手指摸上去，能画出道道来。

    他上了楼。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每层两户，门对门。五楼东边那户，门上贴着一个福字，倒着贴的，红纸褪成了粉色，边角翘起来了，风一吹，哗啦哗啦响。

    他敲了敲门。三下，不重不轻，跟昨晚马云波敲他门的时候一样。

    里面没动静。他又敲了三下。

    脚步声从里面传过来，很慢，很重，像是脚上灌了铅。走到门口，停了。猫眼里暗了一下，又亮了。有人在里面往外看。

    门开了。

    马云波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T恤，灰色的，领口松了，耷拉着。裤子是警裤，藏青色的，膝盖那儿磨得发白。脚上趿着一双拖鞋，塑料的，蓝色的，左脚那只裂了个口子。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有汗，额头上一道一道的，像是用手指头挠的。眼睛红红的，跟昨晚一样，但眼神不一样。昨晚的眼神是散的，是醉的，是垮的。今晚的眼神是聚的，是醒的，是绷着的，像一根拉到极限的橡皮筋，随时会断，但还没断。

    “陈书记？”他的声音沙哑，像是嗓子眼里塞了砂纸。“您怎么来了？”

    “进去说。”

    马云波让开身子，陈清泉进了门。屋子不大，两室一厅，客厅里摆着一张布沙发，蓝色的，坐垫塌了，中间凹下去一个大坑。茶几上放着一个茶杯，杯子里有半杯水，水上漂着一层灰。电视柜上摆着一台老式电视机，二十一寸的，屏幕上有两道划痕。电视机旁边立着一个相框，里面是那张结婚照，跟马云波给他看的那张一样，只是放大了，镶在金色的框子里。照片上那个年轻的警察，笑得真憨。那个穿白裙子的姑娘，眼睛真亮。

    客厅的地板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鼓鼓囊囊的，袋口扎着，没打开。塑料袋旁边是一双皮鞋，警用皮鞋，黑色的，鞋头磨花了，鞋带上沾着泥。

    “坐吧，陈书记。”马云波把沙发上的一个靠垫拿开，靠垫是手工织的，十字绣，绣着“家和万事兴”，针脚歪歪扭扭的，是于慧绣的。“家里乱，您别介意。”

    陈清泉坐下来，沙发垫子陷下去，把他整个人兜住了。他没靠，坐得很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马云波在他对面坐下来，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塑料的，红色的，是那种夜市上十块钱三个的。他两只手撑在膝盖上，腰弯着，头低着，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电线杆子。

    “马局，”陈清泉说，“你今天下午去了塔寨？”

    马云波的身体僵了一下。就一下，很快，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陈清泉。

    “您知道了？”

    “知道了。你进去的时候，有人看到了。出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袋子。袋子在哪儿？”

    马云波看了看地板上的那个黑色塑料袋。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恐惧，有愧疚，有挣扎，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在水里扑腾了很久，终于摸到了一块木头，但又不知道这块木头能不能救他的命。

    “在那儿。”他指了指那个袋子。

    “里面装的什么？”

    马云波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袋子旁边，蹲下去，把袋口解开。袋子里装着几样东西。一个牛皮纸信封，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