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波看着手里的笔。黑色的，签字笔，笔帽上夹着一个回形针。这支笔，他用了很多年，笔杆磨得发亮，笔尖还是好的，写出来的字很顺滑，不刮纸。

    “陈书记，”他说，“我签。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让我带队。”

    陈清泉愣了一下。“你？”

    “对。我。我是公安局长，塔寨是我的辖区。搜塔寨，得我去。我不去，别人去了，林耀东会说‘你们没有程序’、‘你们是非法搜查’、‘你们的搜查令是假的’。他有律师，有媒体，有关系。他会把水搅浑，浑到谁都看不清。我去了，他没法搅。因为我是局长，我签的字，我带的人，我负的责。他再有钱，再有人，再有枪，他也绕不过去。”

    他把笔帽拧开，在搜查令上签了字。日期，时间，地点，事由。最后是他的名字——马云波。三个字，一笔一画的，很工整，跟他在警校练的字一模一样。二十五年前，他在警校的作业本上写自己的名字，也是这样一笔一画的。那时候他二十三岁，刚穿上警服，站在镜子前面，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帅的人。那时候于慧还在小卖部里卖烟，他每天去买一包红塔山，不是为了抽烟，是为了看她笑。

    现在他四十八岁了，头发白了，腰弯了，肩膀塌了，警服脏了。但他的名字，还跟二十五年前一样，一笔一画的，工工整整的。

    他把笔放下，把搜查令递给陈清泉。

    “陈书记，签好了。”

    陈清泉接过搜查令，看了看。日期：2015年9月28日。时间：凌晨四点。地点：东山市塔寨村。事由：涉毒犯罪搜查。签字：马云波。

    “马局，”陈清泉说，“你确定？”

    “确定。”

    “你不怕？”

    “怕。”马云波笑了一下。那个笑，跟昨晚的笑不一样。昨晚的笑是苦的，是涩的，是烂了心的。今天的笑是涩的，但没烂。像一棵在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草，瘦，黄，歪歪扭扭的，但还活着，还在长。“怕得要死。但怕也得去。我对不起这身警服。穿了二十五年，脏了二十五年。最后的机会了，让我像个警察一样，穿着它，去抓坏人。哪怕死了，也是穿着它死的。死了之后，人家看到我的尸体，会说‘这是个警察’，不会说‘这是林耀东的狗’。”

    他的眼泪又下来了。这次他没擦，让眼泪流。流到下巴上，滴在T恤上，洇开一小片。

    “陈书记，我不是什么好人。我收过黑钱，压过案子，给毒贩当过保护伞。李维民的死，我有责任。如果不是我压着，他的案子早就有人查了。五年了，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到李维民站在我面前，穿着警服，浑身是血，问我‘老马，你为什么不管？’我说‘我管不了’。他说‘你是不想管’。我说‘我想管，但我老婆在他们手里’。他说‘你老婆是老婆，别人的老婆就不是老婆？’我说不出来。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蹲在地上，两只手抱着头，肩膀在抖。

    “陈书记，我跟您说句实话。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死了之后，于慧没人管。她跟了我二十三年，吃了二十三年苦。没过一天好日子。我说要给她好日子过，结果给她的最好的日子，是在戒毒所里。她被人打针，被人灌药，被人拍照片，被人当人质。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在门口站着，站够了，敲一下门，告诉她‘我走了’。每次敲那一下门，我都觉得有人在拿刀捅我的心。”

    他抬起头，看着陈清泉。眼泪糊了一脸，但眼神是清亮的，比昨晚清亮一百倍。

    “陈书记，我带队去塔寨。不是为了立功，不是为了减刑，是为了于慧。我签了搜查令，林耀东就知道我反了。他知道我反了，就不会再拿于慧威胁我了。因为他知道，威胁没用。我既然敢反，就不怕他威胁。他只有两条路，要么跑，要么跟我拼。不管他选哪条路，于慧都安全了。因为他不会再浪费时间在一个没用的人质身上。”

    陈清泉蹲在他面前，看着他。这个人是东山公安局的局长，是全市警察的头儿，是穿了一辈子警服的老公安。他收过黑钱，压过案子，当过保护伞，给毒贩站过岗。但他也记了账，留了证据，等一个机会，等了两年。他老婆被毒品控制，他被林耀东拿捏，他在泥坑里泡了两年，但头还露在外面，还在喘气，还在等。

    现在他等到了。

    “马局，”陈清泉站起来，把手伸给他。“起来。”

    马云波握住他的手，站了起来。两个人的手都很有力，指节粗壮，虎口有茧子。一个是握枪握出来的，一个是握笔握出来的。握枪的手在抖，握笔的手很稳。稳的那只手，把抖的那只手，握得紧紧的。

    “陈书记，”马云波说，“我还有一个要求。”

    “说。”

    “让我去接于慧。”

    陈清泉看着他。“你确定？接于慧的时间，跟收网的时间差不多。你去了疗养院，就赶不上塔寨的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