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得上。疗养院在城郊，塔寨在海边。两个地方隔了三十公里，开车四十分钟。我先去接于慧，把她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去塔寨。四点之前，一定到。”

    “来得及吗？”

    “来得及。我开快一点。”

    “安全第一。于慧还在车上。”

    “我知道。”马云波松开手，走到门口，从衣架上把那件警服拿下来。就是昨晚穿的那件，皱巴巴的，扣子系错了，领口敞着。但他今天穿得很整齐，扣子一颗一颗系好了，领口竖起来，警号正了，肩章上的星星擦过了，亮晶晶的。

    他把警服穿上，拉了拉衣领，拍了拍袖子。然后站在镜子前面，看了看自己。镜子是旧的，水银掉了，照出来的人影模糊糊的，但能看出来，那是一个警察。肩宽腰窄，腰板挺直，下巴收着，眼睛亮着。

    “陈书记，”他说，“您刚才说，不是战死，是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

    陈清泉看着他。“重生就是，死了之后，再活过来。你把该还的债还了，该认的罪认了，该做的事做了。然后你就自由了。不是那种跑路的自由，是那种站在太阳底下的自由。你站在法院的被告席上，法官问你‘马云波，你认不认罪？’你说‘我认’。法官说‘根据刑法，判你七年’。你说‘我服’。然后你进监狱，蹲七年。七年之后，你出来了。你五十多了，头发白了，腰弯了，但你站在监狱门口，太阳照在你脸上，你觉得暖和。你抬头看天，天是蓝的，云是白的。你低头看地，地是实的。你往前走，每一步都踩得实实的。这就是重生。”

    马云波站在镜子前面，听他说完。然后他笑了。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那种从心里面笑出来的笑。嘴角翘着，眼睛眯着，脸上的肉松开了，像是一块冻了很久的冰，终于化了。

    “七年。”他说。“七年之后，我五十五。于慧五十三。还不老。还能过几年好日子。”

    他转过身，走到茶几旁边，把那个黑色的塑料袋拎起来，递给陈清泉。

    “陈书记，这些东西，您收好。我走了。去接于慧。”

    “等一下。”陈清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他。“这是安全屋的地址。在东山区公安局后面，一栋居民楼，三楼，302。钥匙在门口的地垫下面。你把于慧送到那里，有人接应。是蔡永强的人，信得过。”

    马云波接过纸条，看了一眼，装进口袋里。

    “陈书记，”他说，“谢谢您。”

    “别谢我。等你把于慧接出来，等她戒了毒，你们好好过日子。那才是谢我。”

    马云波点了点头，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停下来，回过头。

    “陈书记，我能问您一件事吗？”

    “问。”

    “您为什么信我？我昨晚跪在地上哭，今天下午去了塔寨，拿了陈光荣的东西，自己藏了一个多小时。换了别人，早就不信我了。您为什么还信？”

    陈清泉看着他。这个问题，他早就想过了。从昨晚马云波跪在地上哭的时候，他就在想。

    “马局，你知道我为什么信你吗？不是因为你的账本，也不是因为你的眼泪。是因为那一下敲门声。”

    “敲门声？”

    “你每次去看于慧，走的时候都在门口站很久。站够了，敲一下门。就一下，轻轻的。你说，‘然后我就知道，他走了’。这句话，于慧跟我说的。她说的时候，在哭。她说‘他每次敲那一下门，我都在里面哭。哭完了，擦干眼泪，等他下个月来’。”

    马云波的眼泪又下来了。这次他没忍住，哭出了声。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抑了很久的、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哭声，呜呜的，像是一只受伤的野兽在叫。

    “一个能在一个地方站那么久、敲那么轻的人，”陈清泉说，“坏不到哪儿去。他的衣服脏了，但人没脏。人没脏，就能洗干净。”

    马云波站在门口，哭了很久。哭到眼泪干了，哭到嗓子哑了，哭到胸口不疼了。然后他擦干眼泪，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照着他背影。那身警服，从后面看，还是很挺括。肩宽腰窄，像一棵松树。但这次，他的左肩不低了。两只肩膀一样高，腰板挺得直直的，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踩在楼梯上，咚咚的，很结实。

    门关上了。走廊里的灯灭了。

    陈清泉站在客厅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茶几上还有那半杯水，水上漂着一层灰。电视机旁边的相框里，那张结婚照还在。照片上那个年轻的警察，笑得真憨。那个穿白裙子的姑娘，眼睛真亮。

    他弯腰把地上的黑色塑料袋拎起来，打开门，走了出去。

    楼下，老刀还在花坛旁边蹲着。看到陈清泉出来，他站起来，把矿泉水瓶往裤兜里一塞。

    “陈书记，他走了。”

    “我知道。”

    “去哪儿了？”

    “去接他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