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东的手在发抖。

    不是怕。是怒。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那种怒，像塔寨祠堂地下室里那些化学试剂，一旦泄露，能把人烧穿。

    他活了六十三年，从一个小作坊里熬出第一克冰毒，到如今把塔寨建成全国闻名的“禁毒模范村”，什么风浪没见过？

    省里来检查，市里来调研，记者来采访，哪一次不是被他三言两语打发得服服帖帖？就连当年的省委书记赵立春，到了塔寨也得客客气气叫他一声“林书记”。

    可今天，一个外来的市委书记，一个在汉东连根毛都不算的“空降兵”，居然敢在他的地盘上动土？

    手机屏幕上，那盏绿灯还在闪。那是密室的红外感应报警器，他花了大价钱从德国进口的，灵敏度高得离谱，一只老鼠爬过去都能触发。

    现在它亮了，说明有人进去了。他的密室，他的金库，他藏了二十年的那些东西，现在正被人一箱一箱地往外搬。

    他把手机攥在手心里，指关节发白。屏幕上还有一条短信，是陈光荣发来的，就四个字：“马云波反了。”

    马云波。他的公安局长。他花了七年时间喂饱的狗，今天反口咬他了。不，不是今天，是早就反了。

    从他把那个叫于慧的女人从戒毒所里捞出来那天起，马云波的眼神就不对了。他还以为那是感恩，现在看来，那是恨。藏在骨头缝里恨了七年的毒，今天发作了。

    “林书记，”刀哥从祠堂里跑出来，脸上那道疤在灯光底下看着跟蚯蚓似的，“密室空了。什么都没了。那两个看祠堂的老头说，是马云波带人干的，还有一个生面孔，不认得。”

    林耀东没说话。他站在祠堂门口的台阶上，身后是祖宗牌位，面前是黑压压的塔寨族人。那些人手里拿着土枪、砍刀、铁管，还有几个拎着汽油桶，油晃晃的，在灯光底下泛着冷光。

    他们看着他，等着他发话。他是族长，是塔寨的天，是这方圆百里唯一说一不二的人。天塌了，有他顶着。可他今天，不想顶了。他要杀人。

    “关村门。”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似的，钉进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一个都不许放走。”

    刀哥应了一声，转身就跑。村口的大铁门哐当哐当地关上，锁链绕了三圈，挂上一把拳头大的铁锁。几个年轻人爬上墙头，架起探照灯，光柱在村外的公路上扫来扫去，跟监狱的岗楼似的。

    村子里的狗开始叫，一只叫，全村的狗都跟着叫，汪汪汪的，把整个塔寨叫成了一锅粥。

    蔡永强站在祠堂对面的老戏台底下，手里攥着对讲机，手心全是汗。他带了十二个人，全是缉毒队里最信得过的兄弟。可塔寨有多少人？三千。三千比十二。这仗没法打。但他不能退。

    退了，李维民的案子就永远翻不了，马云波的命就白搭了，陈清泉那张“法治”的牌就再也打不出去。他把对讲机举到嘴边，声音压得很低：“A组报告，祠堂被围，请求支援。”

    对讲机里传来沙沙的电流声，然后是陈清泉的声音，很稳，跟平时开会布置工作似的：“知道了。C组已出发。十分钟到。”

    十分钟。蔡永强看了一眼手表，凌晨四点四十八分。天快亮了。东边的天际线已经开始泛白，灰蒙蒙的，跟没洗干净的抹布似的。塔寨的屋顶在晨光里露出轮廓，灰瓦白墙，马头墙高耸，跟明信片上的徽派建筑一模一样。

    可他知道，那些白墙后面，晾着的不只是衣服，还有一袋一袋的冰毒。那些马头墙底下，住的不只是老百姓，还有制毒的技师、武装押运的打手、来自全国各地的毒贩子。这是塔寨，是汉东的“法外之地”，是林耀东用二十年的时间建起来的毒品帝国。

    “蔡队，”身后的队员小刘拉了拉他的袖子，声音发颤，“你看那边。”

    他顺着小刘的手指看过去。祠堂两侧的巷子里，黑压压地涌出人来。不是十个二十个，是几百个。

    男人走在前面，手里拿着土枪、砍刀、锄头，有几个还端着弩，箭头上涂着绿色的液体，不知道是毒药还是油漆。女人跟在后面，手里拎着汽油桶、砖头、铁皮桶，有几个还抱着孩子，孩子在哭，她们也不哄，就那么抱着，像是抱着人质。老人走在最后面，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但眼神凶得很，跟狼似的。

    他们在祠堂门口的空地上集结，一排一排的，跟军队似的。没人说话，没人喊叫，只有脚步声、金属碰撞声、还有汽油桶晃荡的咣当声。

    林耀东站在台阶上，双手背在身后，看着这些人，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平静，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种平静，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蔡永强，”林耀东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能让在场所有人都听见，“你是东山市缉毒大队的队长，对吧？我记得你。你师父是李维民，死了七年了。你在他坟前发过誓，要铲除塔寨。今天，你来了。带了多少人？”他往蔡永强身后看了一眼，笑了。“十二个。你带十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