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的稻田发呆。风吹过来，稻浪翻滚，沙沙沙的，跟下雨似的。

    远处有人在插秧，弯着腰，一行一行的，退着走，跟跳舞似的。他突然想起王宗义，想起那个从三十三楼上跳下去的王宗义。

    那时候的王宗义，看着这个世界，是不是也跟现在的他一样，觉得一切都那么远，那么轻，那么不真实？

    他闭上眼。黑暗里，浮起一张脸。不是林耀东的，不是蔡永强的，不是钟小艾的。是王宗义的，是那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笑起来跟个孩子似的王宗义。他看着自己，眼神很复杂，有羡慕，有嫉妒，有欣慰，也有一点点的恨。

    “你替我活了，”王宗义说，“也替我死了。我们扯平了。”

    陈清泉睁开眼。阳光从车窗照进来，照在他脸上，暖洋洋的。他坐直了身体，看着前方。公路笔直笔直的，通向远方，通向那座灰蒙蒙的城市，通向那个叫“明天”的地方。

    他踩了一脚油门。车子加速，引擎轰鸣，把塔寨、把林耀东、把那些血腥的、肮脏的、黑暗的东西，都甩在了身后。

    ……

    车开进东山市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太阳升得老高，晒得人身上发烫。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骑电动车的、遛狗的、拎着菜篮子的，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卖早点的摊子还没收，蒸笼冒着白气，香味飘得满街都是。有人在排队买包子，有人在喝豆浆，有人在刷手机，有人在吵架。

    一切都那么正常，正常得好像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过，好像塔寨还是那个“禁毒模范村”，好像林耀东还是那个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好像这个世界还是老样子。

    陈清泉让司机把车停在市委大院门口，自己走进去。门卫看见他，敬了个礼，他点了点头，继续往里走。

    大楼里很安静，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他的脚步声，哒，哒，哒，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他上了三楼，走到办公室门前，掏出钥匙，开门，进去。

    办公室还是老样子。桌上堆着文件，电脑开着，屏幕上是他昨天没看完的报告。窗台上的那盆绿萝蔫了，叶子耷拉着，跟没睡醒似的。他走过去，浇了点水，水从花盆底下的孔里漏出来，滴在窗台上，一滴一滴的，跟眼泪似的。

    他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闭上眼。手臂上的伤口又开始疼了，一跳一跳的，跟心跳似的。他摸了摸绷带，湿的，血已经渗到外面来了。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卷新的绷带，把旧的拆下来，露出伤口。

    伤口不深，但很长，从手腕一直延伸到肘弯，缝了十几针，线头还在，黑乎乎的，跟蜈蚣似的。他用碘伏擦了一遍，疼得龇牙咧嘴，然后缠上新的绷带，一圈一圈的，缠得很紧，勒得手臂发麻。

    弄完了，他把旧绷带扔进垃圾桶，靠在椅背上，闭着眼。脑子里乱糟糟的，像是一锅粥。林耀东的话、蔡永强的眼神、钟小艾的声音，搅在一起，翻来覆去的，怎么都理不清。

    有人敲门。

    “进来。”

    门开了，是秘书小吴，手里端着一杯茶，热气腾腾的，茶叶在杯子里翻滚。

    “陈书记，您的茶。”他把茶放在桌上，看了一眼陈清泉手臂上的绷带，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有事？”

    “省纪委的田书记打电话来了，说让您到了之后给他回个电话。”

    “知道了。”

    小吴出去了，门在身后关上，轻轻的，跟怕吵醒谁似的。

    陈清泉拿起电话，拨了田国富的号码。响了两声，接了。

    “清泉，辛苦了。”田国富的声音很沉，带着点疲惫，像是一夜没睡。“塔寨的事，沙书记已经跟我说了。你干得很好。”

    “田书记过奖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林耀东现在在哪里？”

    “在市局看守所，单独关押。武警守着，二十四小时监控。”

    “好。我下午就到东山，亲自审他。你安排一下。”

    “明白。”

    挂了电话，陈清泉又靠在椅背上，闭着眼。脑子里还是乱，但比刚才好了一点，至少不那么疼了。他想起林耀东最后那句话——“我认了”。

    三个字，轻飘飘的，跟叹气似的。可这三个字后面，藏着多少东西？二十年的毒品生意，上百条人命，几十个保护伞，几亿的黑钱。这些东西，够写一本书了。可林耀东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脸上没有后悔，没有恐惧，甚至没有释然。

    只有平静。一种看透了、活够了、什么都不在乎了的平静。那种平静，比愤怒更可怕，比疯狂更让人不寒而栗。

    他睁开眼，看了一眼桌上的日历。2015年5月17日。距离他重生，已经过去了一年半。

    一年半，他从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油腻法官”，爬到了市委书记的位置上，扳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