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陈清泉到了机场。

    东山机场很小，只有两个航站楼，一个国内，一个国际。国内航站楼就更小了，候机厅大概只有半个篮球场大，天花板很低，灯也不亮，灰扑扑的，像是某个县城的汽车站。

    早上的航班不多，候机厅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玩手机，有的在啃面包。

    陈清泉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背包放在脚边。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牛仔裤，运动鞋，看着像是个出差的中年干部。

    头发梳得很整齐，胡子刮得很干净，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遮都遮不住，像被人揍了两拳。

    他等了大概二十分钟，钟小艾来了。

    她拖着一个黑色的小行李箱，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风衣，里面是白衬衫和黑色西裤，脚上是一双黑色的矮跟鞋。

    头发扎了个低马尾，脸上化了淡妆，看着比昨天精神多了。她走到陈清泉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吃早饭了吗？”

    “没。”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三明治和一盒牛奶，递给他：“吃了。到了香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

    陈清泉接过来，咬了一口三明治。是火腿鸡蛋的，面包有点干，火腿有点咸，但热乎着，应该是刚买的。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像是在品什么山珍海味。

    钟小艾在他旁边坐下，拿出手机翻看着什么。她的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处理什么棘手的事。

    “梁振华那边查到了，”她头也不抬地说，“他在中环的办公室今天正常营业。张莉如果回香港，很可能会去那里找他。”

    “那我们直接去中环？”

    “先去酒店。把东西放下，再去找张莉。”

    “住哪个酒店？”

    “中环的文华东方。离梁振华的办公室走路只要十分钟。”

    陈清泉看了她一眼。文华东方，香港最贵的酒店之一，一晚上好几千。中纪委的差旅标准什么时候这么高了？

    “别看了，”钟小艾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自己掏的钱。不是公款。”

    “为什么住那么贵的地方？”

    “因为安全。”她抬起头，看着他，“文华东方的安保很严，没有房卡上不了楼。赵瑞龙的手伸不到那里去。”

    陈清泉没再说什么。他把最后一口三明治塞进嘴里，喝了口牛奶，把包装盒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广播响了，通知飞往深圳的航班开始登机。他们站起来，拖着行李走向登机口。排队的人不多，大概十几个，都是出差或者探亲的。有个中年妇女拎着两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嘴里嘟囔着什么。有个年轻小伙子背着个双肩包，耳朵里塞着耳机，摇头晃脑的。还有个老头，穿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拎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个苹果和一盒饼干。

    陈清泉排在最后面，看着这些人，心里突然涌上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人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不知道他背包里装着一份足以让半个东山官场地震的证据。

    他们只看到一个穿着夹克的中年男人，面容疲惫，眼神冷硬，像是要去赴一场早就约好的局。

    登机了。飞机很小，只有几十个座位，两排三列，过道窄得只能过一个人。陈清泉的座位靠窗，钟小艾坐在他旁边。飞机起飞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窗外。

    东山的城市在脚下越来越小，房子变成了积木，马路变成了线条，山变成了绿色的疙瘩。然后云层遮住了一切，窗外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云海。

    “想什么呢？”钟小艾问。

    “想赵瑞龙。”陈清泉说，“他现在应该在吃早饭。香港的早茶，虾饺、烧卖、肠粉、凤爪。他最爱吃的是虾饺，一笼四个，他能吃三笼。”

    “你怎么知道？”

    “林耀东说的。塔寨的账本上记着，每次赵瑞龙去塔寨，林耀东都要专门从香港请个厨师过来，给他做早茶。”

    钟小艾摇了摇头：“这人真是……死到临头了还讲究。”

    “他就是这样的人。”陈清泉说，“他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输。就算输了，也要输得有排面。”

    飞机飞了一个小时，在深圳宝安机场降落了。他们下了飞机，过关，然后坐上了去香港的跨境大巴。大巴上人不多，大概坐了三分之一。陈清泉和钟小艾坐在最后一排，旁边没人。大巴从深圳湾口岸过关，出了关就是香港了。

    窗外的风景一下子就变了。深圳那边是高楼林立，宽阔的马路，整齐的绿化带。香港这边也是高楼，但更密，更旧，路更窄，车更多。路牌上的字从简体变成了繁体，广告牌上的字从中文变成了英文，连空气都变得不一样了——更潮湿，更闷，带着一股海腥味。

    大巴进了市区，在高架桥上七拐八拐，最后停在了中环的一个车站。陈清泉和钟小